书评酱杨秀珍把”红灯”牌收音机的票证在手心里攥出了汗。百货公司五金柜台前，队伍已经排到了大门口。她踮起脚张望，前面少说还有三十多号人。七月的阳光透过玻璃天窗直射下来，照得她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同志，今天还能排上吗？”杨秀珍问前面穿劳动布工装的中年男人。
男人摇摇头：”听说这批只到了二十台，我天没亮就来排队了。”他压低声音，”不过三楼办公室的刘主任手里有预留的，就是得…”
杨秀珍会意地点点头，摸了摸布兜里用红纸包好的两包大前门。这是儿子建华从钢厂弄来的内部供应烟，比市面上卖的多了金线封口。她想起昨晚和儿子的对话。
“这两包烟值半个月工资，真要拿去送人？”建华皱着眉头，手指在桌面上敲打。
“红英马上高中毕业了，没有工作就得下乡。”杨秀珍把烟包好，”李婶说副局长家闺女要结婚，正缺台收音机当嫁妆。”
收音机柜台的女售货员正在大声吆喝：”凭票购买，一人限一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一百二十元外加十五张工业券！”杨秀珍的心猛地一沉。她看了看前面排队的人。队伍最前面，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姑娘正喜滋滋地接过售货员递来的收音机，包装盒上”红灯”两个大字红得刺眼。她咬了咬牙，转身往楼梯间走去。
三楼走廊静悄悄的，墙上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褪色。杨秀珍在办公室门前停下，整了整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门虚掩着，她轻轻敲了敲，里面传来个沙哑的声音：”进来。”
刘主任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端着搪瓷缸喝茶。看见杨秀珍进来，他眼皮都没抬一下：”什么事？”
“刘主任，我是纺织厂的杨秀珍…”杨秀珍把红纸包的香烟放在办公桌角落，”听说您这儿能帮忙留台红灯收音机？”
刘主任的目光在香烟上停留了两秒，突然笑了：”杨婶啊，早说嘛。”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提货单，”不过最近货源紧张，得多加三张工业券。”
杨秀珍的手指在衣角绞紧了。”券只有15张，钱我多加20块钱行不？”杨秀珍问到。
刘主任嘬了口茶，茶叶梗在缸子里打转：”行吧”，眼睛看着办公桌。他拉开抽屉，取出个牛皮纸信封，”明天上午来拿，别声张。”
回家的路上，杨秀珍特意绕到搪瓷厂门口。看着学徒车间里给脸盆坯子刮边学徒们，隔着窗户都能看见一些小姑娘的手已经磨出了茧子。她想起红英那双会画画的手——去年学校板报比赛还得了一等奖。要是下乡去，这双手就得握锄头了。
晚饭时，全家围着新买的红灯收音机看了又看。红英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木制外壳上的金色商标，轻声问：”妈，真能听莫斯科广播？”
“能，还能听朝鲜台呢。”建华调试着旋钮，喇叭里传出沙沙的电流声，突然蹦出一段激昂的进行曲。杨秀珍却盯着墙角那包准备送人的白糖——那是她攒了三个月的糖票买的。
夜深人静时，杨秀珍用蓝布包袱皮仔细裹好红灯牌收音机。红英突然从里屋出来，蹲在地上系鞋带：”妈，真要送啊？咱家多久才能有自己的收音机…”
“傻丫头。”杨秀珍把两斤白糖塞进包袱，”这收音机就能让你不下乡。”她突然压低声音，”昨儿李婶说，已经打点好了，东西送了你就能留下了。”
收音机送出去的第三天，红英工作通知就到了。杨秀珍摸着盖有鲜红公章的通知书，发现”罗红英”三个字的墨迹比别人的都浓，像是后添上去的。她想起副局长接过收音机跟500块钱时说的话：”老杨啊，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家闺女这个名额…可费了不少劲。”
“妈！我被分到会计办公室了！”红英冲进门，穿着崭新的搪瓷厂工装。
同一时刻，武汉的招待所里，建华正帮张科长擦皮鞋。领导突然开口：”小罗啊，武钢的同志很欣赏你那个’计划外钢材调剂方案’。”他吐了个烟圈，”回厂里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