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了。”
她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
粗糙的、布满裂纹的手。
右手拇指上还隐约能看到红色的墨迹痕。
八年了。
那枚手印摁下去的时候，她以为是在领一份该得的钱。
等她知道真相的时候，地已经征了，钱已经到了二叔的账上，二层小楼已经盖了起来。
她去找二叔要过。
二叔说：“妈，那是你自愿给我的。”
她去找村里说过。
村里说：“家事我们不好管。”
她不识字。
不会报警，不会上访，不会写举报信。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
然后在每一个深夜，偷偷摸出那张承包证看一看。
虽然上面的字她一个都不认识。
但她知道那是她的。
她种了一辈子的地。
她这辈子拥有过的，最值钱的东西。
06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窗外的蛐蛐叫了一整夜。
月亮很亮，照进来的光落在墙皮脱落的土墙上，一块一块的。
凌晨三点，我听见隔壁的屋子里有动静。
咳嗽声。
一声接一声，闷闷的，像是捂着被子不想让我听见。
我翻身起来，贴着墙缝看了一眼。
坐在床沿上，弓着背，肩膀一耸一耸的。
不是在咳嗽。
是在哭。
我在墙这边站了很久。
脚底的水泥地冰凉冰凉的。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去村委会递调解申请。
赵大庆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材料，眼睛都直了。
“禾丫头，你来真的啊？”
“当然。”
“你二叔知道了会闹的——”
“他已经知道了。”
赵大庆接过去翻了翻，搓了搓手。
“行，我帮你递上去。但说好了，这个调解到底管不管用，我做不了主。”
他把材料放进抽屉，忽然压低声音。
“对了，还有个事。”
“你的高龄津贴，每个月两百块。”
“我知道，一年两千四。”
“这笔钱，从二零一八年开始就一直是你二叔代领的。他签了个代领委托书，说你腿脚不便——”
“那个委托书，”赵大庆推了推眼镜，“上面也是个手印。”
我的血往上涌。
“多少年了？”
“六年。六年的高龄津贴，加上之前的一些临时困难救助金，总共大概——”
他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下。
“一万四千四百。”
我的手在抖。
不是气的。
是想起了那个铁盒子。
五千三百二十块。
攒了六年的全部积蓄。
而她本该每年多两千四百块的收入。
那些钱，全在二叔口袋里。
他拿着的钱，回过头来对说——
“这些年我帮你花了多少？”
我从村委会出来，没有回家。
我走到村西头。
那片曾经是的地的地方。
现在是一条四车道的柏油马路，车来车往。
路边竖着一块蓝色路牌：桐坪大道。
路面平坦，净净。
看不出下面曾经是两亩三分的庄稼地。
看不出那片地里的每一棵苗，都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弯着腰、一株一株下去的。
我站在路边，站了很久。
直到手机响了。
陈维律师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