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在发生什么，阿绛不知道。
她只知道巷口那棵法国梧桐开始落叶了。
裁缝铺的生意越来越淡。成衣越来越便宜，商场里的牛仔裤二十九块一条，谁还找人做衣服？改裤脚五毛，换拉链一块五，她踩一下午缝纫机挣的钱，不够买一斤排骨。
养母说：“实在不行，铺子关了吧。”
阿绛没说话。
她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擦了又擦，给每一个转轴点上缝纫机油。
养母看着她。
“你这孩子……”她叹一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
晚上，阿绛把油锅支起来。
炒田螺，蛋炒饭，素粉，啤酒。
她以前不会炒田螺。
养母教她的。
“豆瓣酱要剁细，蒜要多，辣椒要舍得放。”
她剁得很细。
放很多蒜，很多辣椒。
一锅一锅炒，一碗一碗卖。
九月底的夜晚已经有些凉了。
她蹲在门口洗碗，手泡在冷水里，虎口那道裂口又开始渗血丝。
收音机滋啦滋啦响。
还是那首《心太软》。
她听着那首歌，把碗一只一只擦，摞好。
明天还要出摊。
——
她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人站在巷口，看着她蹲在这里洗碗。
也没有想过，那个人会在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把一管护手霜搁在她的菜筐边上。
说“洗手之后抹”。
1998年9月，她只是县城城中村里一个摆摊的姑娘。
不知道命运已经派出了它的信使。
此刻正坐在省城一间没有窗户的仓库里。
打第一百零三通电话。
第一百零三通电话，是打给省城纺织机械厂的。
号码来自黄页第78页。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声，听起来不到三十岁。
“喂，供销科。”
沈默照例报出嘉华的名头、品牌评选的来意、入围的条件。
对方安静地听完。
然后说：
“我们厂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沈默没有说话。
“三千八的评选费，”她说，“够发全厂半个月水电。”
她没有挂电话。
沈默也没有。
隔着电话线，他听见那头有人在喊“小周，科长叫你”。
她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
“谢谢你打电话来。”
电话挂断。
沈默握着听筒。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省城纺织机械厂”。
没有画圈，没有画叉。
只是写在那里。
——
那天晚上，他把这份客户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三百一十七个目标客户。
三分之二亏损。
一半以上拖欠工资。
有的已经停产，有的正在改制，有的只剩下看门老人。
他把笔记本合上。
老贺的灯座还空着。
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1998年10月。
省城落了第一场秋雨。
沈默的嘉华公司账面余额突破十一万。
第二批入围函发出九十三封。
回款率稳定在四成左右。
老贺的女儿出院了。他回来那天，给沈默带了一盏新台灯。
灯泡是亮的。
“欠你五千。”老贺说，“明年还。”
沈默没有说“不着急”。
他只是把那盏台灯上电源，打开。
八平米的仓库第一次有了光。
——
10月12，沈默收到了林晚的第一封回信。
信很薄。
他站在邮电所门口拆开。
只有三行字。
“沈默同学：
关于青木昌彦的关系型融资框架，你的理解有偏差。
建议重读《比较制度分析》第六章。
林晚
1998年10月5”
沈默把信折起来。
放进口袋。
他在邮电所门口站了很久。
秋雨还在下，他忘了打伞。
——
那天晚上，他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比较制度分析》。
青木昌彦著。
定价：二十八元。
他在扉页上写下期：
1998年10月12。
然后翻开第六章。
读到凌晨三点。
1998年10月31。
嘉华公司账面余额突破四十七万。
沈默搬出了老贺的仓库。
他在城东租了一套老式单元房，两室一厅，月租三百二。
搬家那天，老贺来帮忙。
他把那盏台灯从桌上拿起来，看了又看。
“这灯你带走。”
沈默接过来。
“明年还你。”他说。
老贺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行。”他说，“利息加倍。”
沈默把那盏台灯放进纸箱。
旁边是那本翻烂了的黄页，那叠厚厚的手写客户记录，还有林晚寄来的那封三行字的回信。
他关上纸箱。
1998年10月31。
他来省城五十八天。
挣了四十七万。
有了自己的住处。
收到了一封愿意指出他“理解有偏差”的信。
他站在那间八平米的仓库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墙上的挂历还停在1996年。
三合板桌子的抽屉拉手还是坏的。
地上扔着他睡过五十八天的折叠椅。
老贺站在门边，点了一烟。
“发财了别忘了老子。”他说。
沈默点点头。
“不会忘。”
他走进十月末的阳光里。
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