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不在了。”我声音很平，像念一份陈年的判决书，”大伯你比我清楚。”
大伯母从后面冲出来：”妈！你这是偏心！建华已经不在了，他女儿凭什么拿八套房？”
“够了。”
开口了。今晚第一句完整的话。所有人闭了嘴。
她转动轮椅，面对三个儿子，目光像翻一本旧账簿。”你们要分家。行。明天去村委会，当着老刘的面，把话说清楚。”
然后她让我推她回里屋，关了门。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坐在床边的矮凳上，一页一页翻那袋银行流水。的退休金账户，开户行镇上农业银行，每月到账两千三百块。从二〇一二年三月开始，每月固定被取走两千。取款地点全是同一台ATM机，编号我记下来了。持续了整整十二年。
两千乘以十二个月，乘以十二年——二十八万八。但流水里还有几笔大额取款，五千、八千、一万、最多一次两万。我拿计算器按了三遍，怕算错。
总计：三十八万一千六百。
这是的退休金。她在镇办纺织厂了三十年的退休金。每一分钱都是她年轻时踩缝纫机、扎棉线、过冬腌咸菜省下来换的。
我翻到最后一页，手指停住。
的退休金卡一直放在大伯母那里。理由是”妈年纪大了，我帮忙管着”。那是二〇一二年摔了一跤之后的事，大伯母主动提出来的，同意了。她一辈子相信”家人”两个字，相信血缘能兜底一切。
我把银行流水按期排好，拍了照，存进手机的加密相册。又用律所的扫描仪扫了电子版，发到自己的工作邮箱备份。
没睡着。她闭着眼，但呼吸不均匀，翻了两次身。假牙放在床头的杯子里，被水泡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瓷白色的光。
“。”
“嗯。”
“明天村委会，你别说话。我来。”
她沉默了很久。屋外的虫鸣断断续续，像不连贯的电码。然后她说：”书书，你包里那个黑色的小东西，是录音的吧？”
我愣了一下。那是我随身带的录音笔，做律师的习惯，取证用的。巴掌大，黑色塑料壳，一个红色的录音键，一个红色的播放键。
“是。”
“好。”说，”带上。”
二
村委会那场对峙的事，我往后倒一倒。先说两年前。
两年前秋天，突发脑溢血，直接进了ICU。
医生说了四个字：做好准备。
我从省城赶到县医院，路上给三个叔伯挨个打电话。大伯说”我知道了”就挂了。二叔电话响了八声才接，问”严不严重？”。三叔没接，连打五个，全是忙音——后来听说他在澳门。
ICU门口的塑料椅子上，我坐了一整夜。隔着玻璃看，头上缠着绷带，身上了四五管子，心电监护仪的绿色波形一跳一跳的。
大伯来了两次。第一次站在ICU门口八分钟，我掐着表计的。他隔着玻璃窗看了一眼，问护士”情况怎么样”，接了个电话说建材市场有批货要验，走了。临走扔下一句：”锦书你先盯着。”
第五天来了第二次，带了一兜苹果，站了十二分钟。问我”钱还够吗”，我说ICU一天两千多，目前交了一万押金。他点头说”先顶着”，走了。
两次，加起来二十分钟。苹果后来是我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