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她再也摁不住我了。
8
去培训班的前一天晚上，弟弟来找我了。
周建文蹲在我屋门口，手里卷着一旱烟。他比我小不到一岁，虚岁也算十七，学大人的派头，被呛得直咳嗽。
“姐。”
“说。”
“孙家说了，你要是不嫁过去，他家闺女也不嫁过来了。爹让我来跟你说。”
“他自己不来？”
“他说不想看见你。”
我在屋里收拾包袱。一共没什么东西——一支铅笔，半块橡皮，一个本子，两件换洗衣服，三块四毛钱。
“建文，你自己咋想？”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姐，我不怨你。”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但我也帮不了你。”
我没接话。
“建文，你以后自己的媳妇自己找。别靠卖你姐。”
他站起来，手里的旱烟掐灭了。
“姐，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他走了。没有回头。
我把包袱系紧了。明天一早，走。
——半夜我快睡着的时候，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条。
我下床捡起来。建文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
“爹说让张富贵去公社截你，说你报到那天他去。”
我看了两遍，把纸条折好塞进鞋底。
他帮不了我。
但这张纸条，算是他一点良知吧。
9
1974年四月。公社卫生院培训班。
十二个学员，六男六女。我和吴小莲是红旗大队来的。
报到那天，张富贵果然去了公社。他没来找我，是去找了卫生院的后勤主任，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那天下午后勤主任看我的眼神不太对，登记册上我的名字旁边多了一个铅笔画的问号。
是建文那张纸条救了我。
我提前一天到的。报到手续头天晚上就办完了。张富贵去的时候，我的名字已经写进了正式花名册。他去找后勤主任的时候，陈桂芳的电话也到了。
他没截成。
——十二个人里我学历最低——扫盲班结业。其他人最少念过初中，有两个念到了高中。
第一节课，教课的李大夫让我们做一份摸底测验。二十道常识题。
我做对了六道。
全班倒数第一。
倒数第一的卷子发下来，有人笑了一声。我没抬头。把卷子折好，塞进兜里。
晚上回到宿舍，我把卷子展开，一道一道地看错在哪。
有五道题错在不认识题目里的字。
不是不会答，是看不懂题。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李大夫借字典。卫生院诊室里有一本《新华字典》，封皮翻烂了。李大夫说可以借，但不能带出诊室。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别人吃完饭出去散步，我就蹲在诊室角落里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查到了就抄在本子上，旁边注上拼音。
药理最难。那些拗口的药名看一遍记不住，看两遍还是记不住。
我想了一个笨办法——出诊的时候随身带药箱，药箱盖子内侧是一块平整的铁皮，我拿粉笔在上面写药名和主治功效。每次翻开药箱拿药，就能看一遍。一天翻开至少二十次。
李大夫有一天检查药箱，翻开盖子，看着那一盖子密密麻麻的粉笔字，推了推老花镜。
“这谁写的？”
“我写的。”
他盯着看了一会儿。
第二天上课，他把一本注音版的《赤脚医生手册》拍在我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