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再争取一次。
可我们连校门都没能进去。
保安看着我们的穿着，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不耐烦。
“你们找谁？有预约吗？”
我爸老老实实地说明了来意。
保安听完，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冷笑。
“又是你们？”
“校领导说了，不见。”
“赶紧走，别在这妨碍我们工作。”
显然，李富贵已经打好了招呼。
他早就料到我们会来，并且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我们被两个保安粗鲁地推搡着，赶到了马路对面。
看着那座庄严气派的校门，我爸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屈辱，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我们又去了教育部。
那栋大楼比省教育厅更气派，也更冰冷。
我们在传达室登记，等了整整一个上午。
最后，只有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下来。
他收下了我们的材料，说会向上级反映。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知道，那些材料，大概率会石沉大海。
一连三天，我们四处奔波，处处碰壁。
带出来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可事情，没有一点进展。
我们就像两只无头苍蝇，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乱撞。
我爸的背，似乎都驼了一些。
第四天晚上，我们坐在地下室的床边，吃着冰冷的馒头。
我爸忽然对我说。
“佳佳，明天，我们去电视台门口等。”
他说，电视上总说，记者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大楼外。
我们不敢靠得太近，就蹲在马路对面的花坛边。
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记者和主持人们进进出出。
我们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们就那么傻傻地等着。
从清晨，等到中午。
太阳辣地烤着。
我爸的嘴唇裂，脸色也越来越差。
我劝他回去休息，他摇了摇头。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年轻的男记者，从大楼里走了出来。
他似乎是出来买烟，一边走一边打电话，神情很烦躁。
“……这新闻没法做，风险太大了，领导不批……”
他挂了电话，点上烟，狠狠吸了一口。
他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了我们。
或许是我们父女俩的形象太过落魄，与这繁华的街景格格不入。
他皱了皱眉，朝我们走了过来。
“大叔，你们在这做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他的声音很温和。
我爸抬起头，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他嘴唇哆嗦着，从怀里掏出那些材料，递了过去。
“同志……你，你是个好人。”
“你看看这个，求求你，帮帮我们……”
年轻记者愣了一下，接过了那些纸张。
他只是随意地翻看着。
可当他看到那张720分的成绩单，和那份“死亡证明”时，他的手，猛地停住了。
他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我爸。
“这……这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