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那天起，我再没有见到他。
天蟾舞台照常唱戏，水牌上“云中鹤”三个字还挂着，可我不敢再去了。
父亲催婚催得一天紧过一天。
钟家的聘礼抬过来了。
十八台，从南京路一路进弄堂，街坊四邻都出来看热闹。
母亲拿着镯子翻了两圈，忽然开了口：“这镯子有包浆，是戴过的。”
上一任钟太太的遗物。
我盖上匣子，放回去了。
父亲这几反倒精神了不少，走路带风，跟新请的账房先生密密地说话，说到一半见我走近，立刻闭嘴。
有一回我路过库房，门开了一条缝，灯亮着。
我从缝隙里瞥进去。
先前那两只大木箱还在，旁边又多了好几只，全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
秀姐拽着我往外走，脸白透了：“小姐，别看。”
裁缝来量嫁衣尺寸那天，我站在踏板上被量来量去，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觉得那不是我。
秀姐收拾嫁妆翻箱底，翻出了一把黑色折叠伞。
他的伞。
那天雨夜他递给我的，骨架有一弯了，我收着没还。
我把伞攥在手里。
这些天钟鹤年来过两回。
第一回是接我去国际饭店吃饭。
他点了一桌法国菜，自己只喝红酒，问我读过什么书，会不会弹钢琴。
我说没学过。
他嗯了一声，没什么表情：“嫁过来以后学一学，我常有应酬，太太不能上不了台面。”
第二回他派了车来，让我去试他给定做的首饰。
司机把我送到南京路一家金店，金店老板毕恭毕敬，端出一套红宝石的头面，说是钟先生特意挑的。
红宝石的光在天鹅绒垫子上晃得我眼花。
老板帮我试戴，一边做一边笑着念叨钟先生几年前也定过一套，也是红宝石的，给上一任太太的。
“啊呀，可惜了。”
老板觉出失言，住了嘴。
我摘下那套头面，说多谢。
出了金店的门，我把大衣裹紧了，在街边站了很久。
没有人来。
弄堂里没有他，马路对面也没有他。
他说他想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可他没说怎么走，什么时候走。
也没说他会不会来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