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也读懂了。
他站在诊室门口，拳头攥得骨节发白，喉结上下滚了好几次，最后挤出一句话：“我回去查。”
他不查还好，一查，查出了一抽屉的东西。
周美兰每次来家里都会带东西，银耳汤、红枣茶、阿胶糕、乌鸡汤，全部都是她自己炖的。
陈屿把剩下的汤送到一个做检验的朋友那里，三天后对方发来一份报告，上面密密麻麻列了七八种成分，其中三种被标红——克罗米芬、来曲唑、尿促性素。
全部是促排卵药物，全部是处方药，全部是周美兰通过不知道什么渠道弄来的。
我拿着那份报告，手指抖得几乎拿不住纸。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恐惧。
那种恐惧从脊椎骨最底部升起来，沿着脊柱一路往上爬，爬到后脑勺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念头——她不是想让我生孩子，她是想让我怀多胞胎。
促排卵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多胎妊娠。
我想起她给我炖汤时笑眯眯的样子，想起她看着我一口一口喝下去时眼里那种满足的光，想起她在电话里说“妈知道错了”时诚恳的语气。
那些画面和眼前这份报告叠在一起，让我胃里翻涌起一阵强烈的恶心。
我冲进卫生间吐了很久，吐到胃里什么都没有了，还在呕。
陈屿靠在卫生间门框上，眼眶红红的。他说：“我们搬家吧。”
我们确实搬了家。从原来的小区搬到了城东的一个新小区，离周美兰的住处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陈屿换了锁，把他妈的指纹从门锁里删掉了，并且明确告诉她：没有预约不要来。
周美兰在电话里哭了一场，说我们冤枉她，说那些药是她自己吃的更年期的药，一定是检验报告搞错了。
然后她开始骂我，骂我是狐狸精，骂我挑拨他们母子关系，骂我害得她有儿子等于没儿子。
陈屿按掉了电话。
之后的一个月很平静。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看见了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连衣裙，长发披在肩上，站在保安亭旁边低头看手机。
傍晚的光打在她侧脸上，皮肤白得像瓷器。
我路过她的时候，她抬起头，朝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甜，甜到让我想起周美兰银耳汤里的红枣。
“你是沈姐姐吧？”她说，“美兰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她儿子家有空房间。”
二
那个女人叫宋婉清，二十六岁，是周美兰老闺蜜的女儿。
周美兰的老闺蜜姓赵，两人从纺织厂时期就是同事，一起上过夜班，一起骂过车间主任，四十年的交情比很多亲姐妹都深。
赵阿姨的丈夫去世得早，宋婉清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去年赵阿姨查出了腺癌，化疗期间周美兰几乎天天去医院陪床，比亲妹妹还上心。
这些都是陈屿后来告诉我的。
但在那个傍晚，我只知道这个叫宋婉清的女人站在我家楼下，拖着行李箱，笑容温顺，用最无辜的语气说了一句“美兰阿姨让我来的”。
我没有让她上楼。
我站在单元门口给陈屿打了电话，然后给周美兰打了电话。
周美兰在电话里的语气理直气壮得让我震惊：“婉清在城东找了份工作，暂时没找到房子，在你们那儿住几天怎么了？她那孩子命苦，她妈又病着，我当阿姨的帮一把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