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的雨季来了。
不是突然来的。是从堪察加往南走了一个多月之后，空气里的湿度一天比一天重，重到某一天早上醒来，窗玻璃上结了一层水雾，雾的那一面，棕榈树的叶子在滴水。不是下雨，是空气自己在出水。南洋就是这样，雨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空气里拧出来的。
我站在槟城老街一间租屋的窗前，看着窗外的棕榈树。棕榈树的树上长满了青苔，青苔吸饱了水，变成厚厚的一层绿绒。树顶的叶子被雨水打了一夜，每一片叶尖都在滴水。水珠从叶尖落下去，砸在楼下铁皮棚的顶上，“啪嗒”，“啪嗒”。和谢洋说的一模一样。她在堪察加的十字路口说过，槟城的雨打在芦荟叶子上是“啪嗒啪嗒”的。我那时候没听过，现在听见了。她说的不是雨声，是回家。
我转身。这间租屋是三天前租下的。窗口正对着老街，街对面是一家卖咖椰面包的茶室，每天早上炭火的烟从茶室后巷飘上来，混着椰浆和班兰叶的味道。楼下是卖四果汤的摊位，老板是一对老夫妻，丈夫负责削冰，妻子负责舀糖水。削冰机是手摇的，摇起来“嘎啦嘎啦”响。我从堪察加走到海参崴，从海参崴坐火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飞广州，从广州转机到槟城。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热带的风裹着机场跑道上的热浪扑过来，我的身体还活在堪察加的冻土里。汗从额头上渗出来，被风吹，渗出来，被风吹。皮肤在重新学习热。
谢洋比我早到。她在槟城老街租了一间房，就在我楼下。她选了楼下，她说她膝盖的伤在湿天会疼，爬楼梯慢。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她选楼下，是习惯——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最难走的路留给自己。楼上楼下，一层楼板的距离。她半夜翻身的时候，床架的“嘎吱”声能传上来。我听见了，就知道她还在。
我下楼。楼梯是木头的，老房子，每一级台阶的中间都被踩凹了。凹下去的地方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泛着深棕色的包浆。扶手是铁管的，南洋的气让它表面结了一层细密的水珠。手扶上去，水珠聚成水流，顺着铁管往下淌。
谢洋的房门开着。不是没关，是开了就没再关过。她说槟城的房子，关了门反而闷，开着门，风从楼道里穿过去，能把雨林的气味带进来。她说的雨林，不是亚马逊那种夺命的雨林，是槟城山坡上那种，猴子翻垃圾桶、松鼠偷芒果、犀鸟站在电线上叫的雨林。活着的东西很多，但没有一样是在等死的。
我站在门口。她坐在窗边的木椅上，右腿伸直，左脚踩在地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不是敷伤口，是槟城的气让旧伤发酸，她用热毛巾敷着，让血液流得快一点。窗外的光打在她膝盖上，新痂已经脱落了，留下淡红色的疤痕。疤痕的边缘，被海水泡过的地方，皮肤是浅褐色的，像一张被水浸过又晒的纸。她看着窗外。窗外是隔壁楼的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被雨水洗过，绿得发黑。叶子上有水珠，水珠映着天光，每一颗都像一个很小的、倒过来的世界。
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没有回头。
“芦荟还活着。”
她下巴朝窗台的方向抬了一下。窗台上，一个搪瓷盆，盆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下面铁锈的颜色。盆里种着一棵芦荟。芦荟的叶子是墨绿色的，肥厚，边缘有小刺。叶尖有一点发黄——不是缺水，是水太多了。雨季的槟城，空气里的水分够所有植物喝饱。它被淹了。但它还活着。墨绿色的叶子上，雨水“啪嗒啪嗒”地砸着。砸在叶尖上，水珠碎成更小的水珠，沿着叶片的弧度往下滚，滚到叶心，聚成一汪。汪满了，溢出来，沿着搪瓷盆磕掉瓷的那道口子流下去。一滴一滴。像堪察加礁石上，海风吹净石粉之后，林远志刻痕里流出来的笔画。
我走进去。木地板在我脚下“嘎吱”响。这间房和我的那间格局一样——窗，床，木椅，一个烧水的电壶。墙上贴着一张旧海报，槟城乔治市的街头壁画，画上是姐弟俩骑在一辆自行车上，姐姐在后面笑，弟弟在前面握车把。海报的边角被气卷起来了，露出下面发黄的墙皮。谢洋用透明胶带把卷起来的地方重新贴住。贴得不整齐，胶带皱巴巴的。她不是细心的人，但她贴了。
我在床沿坐下。床单是她在楼下杂货铺买的，蓝白条纹，化纤的，南洋人用来铺客厅地板的那种。她说这种料子凉快，不沾汗。床单边缘的线头没剪，被她用打火机烧了一下，熔成一个个透明的小球。
“昨天收到信了。”她说。
她的视线从爬山虎上收回来，落在我脸上。棕色的眼睛，被窗外的绿光映得发暗。她伸手，从木椅旁边的地上拿起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贴着一张邮票。邮票上印着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信封上，收件人写的是“槟城。谢洋”。笔迹是陈小鱼的。不是工整的字，是她在矮桦树皮上刻字的那种用力方式——每一笔的末端都压了一下，形成一个很深的点。像在确认，像在签到。谢洋的名字，被她用圆珠笔签到信封上了。
谢洋把信封翻过来。封口没有用胶水粘，是用矮桦树皮的纤维捻成的细绳扎住的。她把细绳解开，从信封里抽出信纸。不是纸，是矮桦树皮。很大的一片，被压平了，晒了。银白色的树皮内侧，用指甲刻着字。指甲刻过的地方，树皮的银白色被磨掉了，露出下面嫩绿的韧皮。一行一行，像一条一条从雪里长出来的极光。
谢洋把树皮递给我。我没接。信是写给她的。
她把树皮放在膝盖上，用手指摸着刻痕，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来。不是念给我听，是念给房间听，念给爬山虎听，念给窗台上那盆被雨水砸得“啪嗒啪嗒”响的芦荟听。
“谢洋：我到大兴安岭了。”
她停了一下。手指在“大兴安岭”四个字的刻痕上停了一下。刻痕比其他字都深。陈小鱼刻这四个字的时候，指甲一定用力压到了最深，压到树皮的韧皮部，压到树皮记得的那片森林最冷的地方。
“木屋还在。陈远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灶台上有他走之前烧的半壶水，水早就了，壶底有一层白色的水垢。我把水垢刮下来，装进小瓶子里。水垢是兴安岭的水变成的，水里有过他烧火的手温。我把瓶子挂在门框上。门框是他用兴安岭的落叶松做的。松脂还在往外渗，这么多年了，还在渗。松脂把瓶子粘在门框上了。也好。不用钉子了。”
谢洋的手指在树皮上移动。摸到“不用钉子了”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她认得这种说话方式。陈小鱼在堪察加的十字路口说“大兴安岭的雪是‘噗’，像踩在云上”，现在她说“松脂把瓶子粘在门框上了，不用钉子了”。她在用她的方式，把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变成谢洋能摸到的字。谢洋没去过大兴安岭，但她摸得到——松脂，水垢，落叶松的门框，灶台上烧了半壶水没来得及喝就走了的人。
“雪开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半个月。我坐在门框下面，看着雪落下来。雪落在兴安岭的落叶松上，是‘噗’的。和我说的一样。我坐在那里听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雪停了。林子里有声音——不是风，是鹿。马鹿，冬天了下山找吃的。我认得它们的脚印。陈远教过我。”
谢洋的手指继续往下摸。刻痕在这里变浅了。不是陈小鱼刻到后面没力气了，是刻到这里的时候，她的手抖了。手抖的人，刻痕会变浅，因为指甲不敢用力，怕树皮裂开。
“他在门里，教过我认鹿的脚印。那时候我还小，他带我进山，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他问我是什么。我说是狗。他说是鹿。我不信。他蹲下去，把脚印旁边的雪拨开，让我看脚印的深度。‘鹿比狗重，脚印深。鹿的蹄子是分开的，狗是圆的。’我记住了。现在我自己在雪地上看见鹿的脚印，拨开雪，看深度，看蹄子的形状。和他说的一模一样。他教我的东西，我用上了。”
谢洋的声音在“用上了”三个字上低下去。不是哽咽，是压。她把什么东西压在喉咙里，不让它冒上来。她压的方式和谢屿一样——咬后槽牙，下颌线绷紧。她摸树皮的手指，摸到“用上了”三个字的刻痕时，指甲在刻痕里来回划了两遍。像在替陈小鱼把刻痕加深。
“邮筒在镇上。离木屋三十公里。我走雪地去。鹿的脚印和我走同一个方向。它走它的，我走我的。并排走了一段。后来它拐进白桦林里了。我继续往镇上走。走到邮筒前面，把信塞进去。邮筒是绿色的，漆皮翘起来了。邮筒口有一层薄冰，信塞进去的时候，冰碎了，‘嘎吱’一声。像踩在兴安岭的雪上。”
谢洋停住了。树皮上的刻痕在这里断了一截。不是写完了，是陈小鱼刻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矮桦树皮上，有一段空白。空白很长，大概两手指的宽度。空白之后，刻痕重新开始。比之前更用力，每一笔都压进了树皮的韧皮深处。
“我往回走。三十公里。走到木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框上那个装水垢的瓶子，被风吹着，碰着落叶松的门框，‘叮叮叮’的。很轻。像陈远在门里敲杯子。他以前烧水的时候，会用指甲敲壶盖，敲三下，意思是水快开了。瓶子碰门框，也是三下一停。三下一停。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然后推门进去。”
谢洋把树皮翻过来。背面还有。刻痕比正面浅，因为树皮背面是粗糙的，指甲刻上去会被纤维绊住。陈小鱼刻得很慢，每一笔都刻了不止一次。同一道笔画，来回刻两三遍，才能在粗糙的树皮背面留下能摸到的凹痕。
“灶台上的水垢被我刮净了。但壶还在。我往壶里灌了水，烧开。水开的时候，壶盖被蒸汽顶起来，‘咯噔咯噔’地响。我坐在灶台边，听着壶盖响。响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下。我数了。不是刻意数的，是心里有个数自己开始数。数到一千三百四十七的时候，水烧了。壶盖不响了。我把壶从灶台上拿下来。壶底有一层新的水垢。”
谢洋的手指在“新的水垢”四个字上停了很久。她摸着刻痕，摸了一遍，又摸一遍。然后她把树皮放下，放在膝盖上。树皮内侧的银白色和嫩绿色，在槟城雨季的气里，正在慢慢变深。大兴安岭的燥，在离开树皮的那一刻就开始流失了。树皮在南洋的空气里吸着水，边缘卷起来，往内侧缩。像在把自己蜷成一个茧。
她看着树皮蜷起来，没有去展平。她知道展不平。大兴安岭的东西到了槟城，就是要蜷起来的。不是坏，是另一种活法。
她把信封拿起来。信封里还有东西。她倒出来——一小片白桦树皮，比指甲盖大一点。树皮上什么都没有刻。但树皮的纹理里，嵌着一线极细极细的绿色。不是陈小鱼指甲缝里新长出来的极光，是极光照过树皮之后，树皮自己记住的光。光在树皮的纹理里，沿着年轮的弧线，一圈一圈地绕。绕到树皮的中心，聚成一个小点。小点的颜色，和堪察加礁石上林远志刻痕里被海风吹净的石粉一样。
谢洋把这片树皮放在手心里。合上手掌。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掌翻过来，打开。树皮贴在她掌心里，被她手背上的涸河床吸住了。大兴安岭极光照过的树皮，和西伯利亚门缝里漏出来的光走过的河床，贴在一起。不是融合，是并排躺着。像堪察加的十字路口，她往南，陈小鱼往北。两个人往相反的方向走，但脚步踩在同一个频率上。
她把树皮从掌心里揭下来，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在木椅旁边的地上，和那双被海水泡过、又被堪察加的火山沙磨薄了底的靴子放在一起。
“她说每个月寄一封。”谢洋看着窗外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上，水珠还在聚，还在滚，还在碎。“这是第一封。下个月，邮筒结冰更厚的时候，她会再走三十公里。把信塞进去。冰碎的声音，‘嘎吱’。她听过了，现在我也听到了。”
她把右腿从木椅上放下来。膝盖的伤疤在气里泛着淡红色。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手按在窗台上。搪瓷盆里的芦荟，叶尖上的水珠正在往下滚。滚到一半，被叶缘的小刺挂住了。水珠挂在小刺上，拉成椭圆形。椭圆形的水珠里，倒映着隔壁楼的爬山虎，倒映着窗玻璃上的水雾，倒映着谢洋的脸。
她看着水珠里自己的脸。看了一会儿。
“我在堪察加说过，我在天台上留一把椅子。不是等，是放。”
她转身，走出房间。木地板在她脚下“嘎吱”响。她没有回头，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沿着木楼梯，往上。不是往天台，是往我的房间。她把我房间的门推开了。我听见门轴“吱呀”一声，然后她的脚步声到了窗边。
我跟上去。她站在我房间的窗前，把窗户推开了。槟城雨季的风涌进来，带着楼下茶室炭火的烟味，带着四果汤的糖水味，带着棕榈树树上青苔的气。她把窗户推到最大，然后从窗台上翻了出去。窗台外面，是一道铁梯。铁梯通往天台。
我跟在她后面翻过窗台。铁梯被雨水打湿了，踩上去“滋滋”地响。铁锈沾在我手心里，橙红色的，和堪察加火山沙的颜色一样。铁梯尽头上方，是一扇木盖板。谢洋推开盖板，光涌进来。不是阳光，是雨季的天光——灰色的，被云层过滤过，均匀地铺在天台上。
天台不大。比堪察加号的甲板还小一点。天台的地面铺着瓷砖，南洋老房子的那种花砖，红褐色和米白色相间，拼成几何图案。花砖的缝隙里长着青苔。青苔被雨水养得很厚，踩上去是软的。天台边缘砌着一圈矮墙，矮墙上放着几个花盆。不是芦荟，是谢洋从楼下搬上来的。一盆薄荷，一盆香茅，一盆班兰叶。薄荷的叶子被雨水打低了头，香茅的叶尖在滴水，班兰叶长长地垂下去，垂到矮墙外面，被风吹着，像一把绿色的头发。
天台正中间，放着一把椅子。不是买的，是谢洋从楼下捡的。一把老藤椅，藤条断了七八，坐垫的藤面塌下去一个坑。她用渔网绳把断掉的藤条补上了。堪察加号上拆下来的渔网绳，她从西伯利亚一路带到了槟城。绳结打得很大，和藤椅原本的细密编织完全不搭。但她没有剪掉多余的绳头。绳头垂在藤椅下面，被风吹着，像堪察加号船舷上那拴过牙的细藤。
藤椅前面，放着另一把椅子。不是藤的，是塑料的。白色的塑料椅，南洋咖啡店门口那种，椅背上印着“大喜利”三个字。椅面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透明胶带被雨水泡过，边缘翘起来了，但还粘得住。椅子旁边，放着第三把。不是藤的，不是塑料的。是一个木箱子，倒扣过来。木箱子上印着“富士苹果”的文和中文，箱角的铁皮包边生锈了。箱面上铺着一块折叠起来的羊毛毯子——堪察加号上那条。毯子被海水泡过，被海风吹过，被谢洋和陈小鱼裹过。现在它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木箱子上。
三把椅子。一把藤的，一把塑料的，一把木箱子铺着羊毛毯子。放在天台正中间，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南。槟城的南面是海。海的那边是印尼，是爪哇，是印度洋，是归墟的门沉下去之后，洋流顺时针旋转的地方。
谢洋走到藤椅旁边，坐下去。藤面“嘎吱”一声，塌下去的坑正好兜住她的身体。她把右腿伸直，左腿蜷起来，脚踩在藤椅边缘的横撑上。她坐的方式，和她在堪察加号船舷边坐的方式一模一样——重心偏左，右腿微屈。膝盖的伤疤在气里泛着淡红色。
她看着南面的海。海被城市挡住了，只能从天台边缘矮墙的缺口处，看见一线灰色。不是海水的灰，是雨季海天的灰。海和天接在一起，分不清界线。但她知道海在那里。她的手搭在藤椅扶手上。手背上，光走过的涸河床，在雨季的天光下是看不见的。但她的手搭在扶手上的姿势，和在白令海峡冰海里伸出右手、掌心朝前的姿势一模一样。
我走到塑料椅旁边，坐下去。椅面裂开的那道缝，在我坐下去的时候“嘎吱”了一声。透明胶带的边缘翘起来，硌着我的大腿。我没有去按它。硌着，就知道椅子是真的。不是归墟的门缝里漏出来的幻影。
谢洋看着南面。我看着她手背上的涸河床。她手背上的墨水写的“槟城。谢洋。”已经被洗掉了。不是一次洗掉的。从堪察加到海参崴的火车上，她用冷水洗了一次，墨迹淡了一半。从海参崴到哈尔滨的火车上，她又洗了一次，只剩下很淡的蓝色影子。回到槟城的第一天，她在楼下的水龙头前，把手背伸到水流里，搓了很长时间。搓到皮肤发红，搓到涸的河床被水流填满，变成一道一道鼓起来的浅红色痕迹。墨水完全洗掉了。但她手背上的字没有消失。不是墨水没洗净，是她的皮肤记住了笔画的压力。谢洋写自己名字的时候，用力压了圆珠笔。笔尖压下去的凹痕，在她手背的皮肤上留下来了。浅红色的，比周围的皮肤稍微凸起一点。槟城。谢洋。她每次搓手背，想洗掉墨迹的时候，凹痕就被搓得更红。像被重新刻了一遍。
“陈小鱼的信，你看了。”谢洋说。不是问，是陈述。
“听了。你念的。”
“她每月寄一封。下个月，邮筒结冰更厚的时候，她会再走三十公里。冰碎的声音，‘嘎吱’。她写信来，我听。不是念给我听，是念给天台听。”
她的手指在藤椅扶手上敲了一下。不是无意识的，是打拍子。“嘎吱”。和陈小鱼信里写的那一声，隔了几千公里，隔了从冻原到雨林的距离。但拍子是一样的。
“大兴安岭的邮筒结冰的时候，槟城的雨季还没结束。她那边‘嘎吱’，我这边‘啪嗒啪嗒’。两种声音，在不同的地方响。但响的时间是一样的。她寄信的那天，槟城一定下雨。不是碰巧，是她寄信的时候，冰碎的声音从邮筒口传出来，被风带着，被洋流带着，被极光带着，带到槟城，变成了雨打在芦荟叶子上的声音。‘嘎吱’变成‘啪嗒啪嗒’。”
她不是胡说。在堪察加的十字路口，顺时针的风把石头吹得微微转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声音不会消失，只会变成另一种声音。门缝里光漏出来的声音，变成了谢洋手背上涸河床被海水填满的声音。陈远敲壶盖的三下，变成了大兴安岭木屋门框上瓶子碰门框的三下。谢屿在雪山走进门里之前最后握谢洋手的那一下，变成了谢洋在千岛群岛冰海里伸出右手掌心的那一下。
所有声音都在。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响。
我坐在塑料椅上，看着南面那一线灰色的海。天台边缘的矮墙上，班兰叶被风吹着，一下一下地扫过墙头。薄荷的味道从被雨水打低的叶子里散出来，混在槟城雨季的空气里。
谢洋从藤椅扶手上抬起手。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不是陈小鱼的信封，是堪察加号上老人给的那支圆珠笔。笔杆上印着“堪察加号”的俄文，笔芯里的油墨已经用了大半。她把笔帽拔开，在手背上写了一个字。不是“槟城”，不是“谢洋”。是一个数字——“二”。
写完了，她把笔帽盖回去，放回口袋里。手背上的“二”字，墨水渗进涸河床的凹痕里。这一次她没有洗掉的意思。
“第一封信是‘一’。第二封是‘二’。她在信封上写的是‘槟城。谢洋。’她写一次，我写一次。她在雪地里走三十公里，我在天台上写一个数字。不是计数，是签到。她签到在信封上，我签到在自己手背上。她寄信，我收信。收一封，签一个。签到什么时候——签到她不寄了。或者签到我不收了。”
她把手背举起来，对着南面那一线灰色的海。墨水写的“二”字，在她手背的涸河床里，被雨季的天光照着，墨迹还没透，边缘微微洇开。像大兴安岭的雪，落在槟城雨季的天台上。
“但我知道，她不会不寄。我也不会不收。”
她把手放下来，搭回藤椅扶手上。藤条在她手下“嘎吱”了一声。
天台上安静了。雨又开始落了。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空气里凝出来的。极细极细的雨丝，像雾，像堪察加礁石上被海风吹净的石粉。雨丝落在薄荷叶子上，聚成水珠。水珠从叶尖滚下去，落在花砖的青苔上。“啪嗒”。“啪嗒”。和谢洋说的一模一样。和她说了一个多月前一模一样。
我坐在塑料椅上，听着雨打薄荷的声音，听着雨打班兰叶的声音，听着雨打搪瓷盆里芦荟叶子的声音。三种声音，三种高度。薄荷最矮，声音最闷；班兰叶垂在矮墙外面，声音被风吹散了；芦荟在天台边缘，叶尖的水珠滚下去，砸在楼下铁皮棚顶上，“当”的一声，比其他声音都响。三种声音叠在一起，像归墟族在石板上刻的三条波浪线。不是圆圈，是波浪线。圆圈在堪察加的十字路口被石头带走了。波浪线留在这里，留在槟城雨季的天台上，留在谢洋手背上涸的河床里。
天快黑了。雨季的天黑不是突然的，是灰色慢慢变成深灰，深灰慢慢变成墨蓝。墨蓝色的天光里，谢洋手背上那个“二”字，墨迹了，不再洇了。涸的河床把墨水锁在凹痕里，像大兴安岭的门框把陈远烧水的水垢锁在瓶子里。
她站起来。藤椅“嘎吱”了一声，像松了一口气。她走到天台边缘，把搪瓷盆里的芦荟转了一个方向。原来面朝南的，现在面朝北。北面是大兴安岭的方向。不是让芦荟看雪，是让芦荟替她看。她转身，往铁梯走。经过木箱子旁边的时候，她弯腰，把羊毛毯子拿起来，抖了抖。毯子上沾了一粒薄荷的种子，黑色的，很小。她把种子捻起来，放在木箱子上。
“明天种。”她说。
她走下铁梯。脚步声在铁梯上“当当”地响，一路响到楼下。然后是她房间的门轴“吱呀”一声。然后是她坐在木椅上的声音——藤椅“嘎吱”一声，和天台上那把一样。然后安静了。
我坐在塑料椅上，没有下去。天彻底黑了。槟城的夜空没有星星，云层太厚。但南面那一线灰色的海，在夜色里亮了一下。不是光，是洋流顺时针旋转的时候，从马里亚纳带上来的门沉下去之后最后一点残余的光。光太弱了，弱到分不清是真的还是眼睛在夜色里自己生出来的幻觉。
但我不需要分清楚。真的假的，都是光。
我站起来。塑料椅“嘎吱”了一声。透明胶带的边缘又翘起来一点。我把它按下去。它粘住了。暂时。雨季结束之前，它还会翘起来。翘起来，就再按下去。不是修椅子，是天台的习惯。
我走到木箱子旁边，把那粒薄荷种子拿起来。黑色，很小，比阿水父亲的牙还小。放在手心里，凉凉的。不是堪察加火山沙的凉，是种子自己的凉——活的凉。会发芽的凉。
我把种子放进口袋里。和白令海峡的鹅卵石放在一起。石头在口袋里，被我的体温捂热了。种子贴着石头，石头贴着种子。石头从白令海峡的门旁边来，种子从槟城雨季的薄荷叶子上来。它们在同一个口袋里，隔着一层布料，贴着我的大腿。
我走下铁梯。铁梯在脚下“当当”地响。响到楼下的时候，谢洋房间的灯还亮着。不是电灯，是一盏油灯。她说槟城雨季停电多，备了油灯。油灯的光是橙黄色的，从门缝里漏出来，照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光里有人影——她坐在木椅上，右腿伸直，左脚踩在地上。手里拿着陈小鱼寄来的那片矮桦树皮，在灯下看。树皮内侧的刻痕，在油灯的光里，凹陷的地方是黑的，凸起的地方是橙黄的。黑白分明，像大兴安岭的雪地上鹿的脚印。
我没有出声。走过她的门口，走上木楼梯。楼梯在我脚下“嘎吱”响。每一级台阶的凹陷里，都积着从铁梯带下来的雨水。雨水映着走廊尽头油灯漏出来的光，一级一级，像一串从槟城排到大兴安岭的脚印。
我回到自己房间。窗还开着，雨季的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棕榈树的叶子在窗外滴水。“啪嗒”。“啪嗒”。楼下茶室的炭火灭了，四果汤摊位收了。只剩下雨声，和谢洋房间油灯偶尔“噼啪”一下的声音。
我躺在床上。蓝白条纹的床单，化纤的，凉快。床单边缘被谢洋用打火机烧过的线头小球，硌着我的手臂。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石头，摸到种子。石头是温的，种子是凉的。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不是漏雨，是雨季的空气太了，在天花板上凝成了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扇门。不是归墟的门，没有圆圈，没有波浪线。就是一扇普通的门。关着的。
我闭上眼睛。左眼里没有弦了，没有光了。但水渍的形状，在眼皮上印着。关着的门。普通的门。明天早上，我会把薄荷种子种进花盆里。放在天台边缘，和芦荟并排。然后给芦荟浇水。然后等。不是等门开，是等种子发芽。
槟城的雨季还很长。大兴安岭的雪季也很长。谢洋手背上的数字，会一个一个多起来。陈小鱼的信封，会一个一个从结冰的邮筒口塞进去。“嘎吱”。“啪嗒”。“嘎吱”。“啪嗒”。
两种声音，隔着一万一千米的深海，隔着归墟的门沉下去之后海水填满的没有缝隙的位置，隔着顺时针的风和逆时针的洋流。
在同一个天台上，落在同一片薄荷叶子上。
我翻了个身。口袋里的石头和种子碰在一起，发出很轻很轻的一声——
“咚”。
不是门沉到底了。是种子碰到石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