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王法官又打来了电话。
他说他收到了医院关于我进行配型检测的报告。
他问我是否愿意签署一份医疗协议。
内容是，如果我的骨髓配型成功，我同意进行骨髓捐献手术。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王法官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陆先生，我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年，我见过很多人，但像你这样的不多。”
“什么意思？”
“我是说，能够原谅的人不多，”王法官说，”但我得告诉你，这不是原谅。”
“那是什么？”
“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王法官说，”也许叫做选择。”
挂掉电话后，我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曾经扶着小雨学自行车，曾经擦过她的眼泪，曾经在她害怕时紧紧握住她。
如果现在这双手能救她的命，那这六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是欺骗，还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爱？
又或者，这两者本不是对立的。
第七天，医院打来电话。
医生说配型检测出了结果。
我的心脏在这一刻停止了跳动。
医生说，我和小雨的HLA位点有五个完全匹配。
这是一个很高的成功率。
医生说他们想安排我进行骨髓捐献的前期评估。
我说好的。
林芳在电话里哭了，她说谢谢，一遍遍地说谢谢。
我没有回应她的感谢。
我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的城市。
我想起了那个曾经很肯定的自己，那个认为血缘关系才是一切的自己。
现在，我发现我错得有多离谱。
血缘关系不过是一张纸。
但爱，或者说选择去爱，那才是真实的。
即便这个选择来得太晚，即便这个选择本身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我拿起手机，给小雨发了一条微信。
我没有写很长的话，只写了一句：”宝贝，爸爸来了。”
很快，林芳回复了一个哭脸的表情，还有一句话：”她现在睡着了，但我会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
我没有再回复。
我开始收拾行李，决定在成都多待一段时间。
至少要等到小雨的手术结束。
至少要看到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至少要确认，这六年的爱，不管它从何而来，都没有被浪费。
我躺在苏州市立医院的骨髓采集室里，医护人员在我的髂骨部位标记着穿刺点。
护士拿着超声探头在我腰部反复扫动，眉头越皱越紧。
“配型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您这种罕见骨髓类型，全国能匹配的人屈指可数。”她用一种近似哀求的语气说。
我转过头去，不想看她的表情。
法庭传票送到我杭州的租住处时，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九个月零十七天，我用记账本精确地记录着这段逃离的时间。
文件上写着：”被申请人曾女士需出庭作证，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及医疗决定权案。”
我坐在咖啡馆里，手指尖在文件上敲了半分钟，最终还是拨通了律师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