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最后一天，央视的摄制组正式到场。
不是之前那种架一台摄像机、举一个话筒杆的拍法。是完整的四机位——主机位在展位正面，副机位在炉子侧面，游机在人群里抓拍反应镜头，还有一个机位专门对着展台上的刀。录音师举着加长的话筒杆，话筒从遮阳棚边缘探出去，悬在铁砧上方。林静站在监视器后面，耳机扣在头上，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本子边角被翻得卷了起来。
采访安排在下午。文化节的人流在最后一天达到了顶峰——省里的媒体来了，市里的领导来了，周边几个县的文化馆都组织了参观团。展位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赵启明不得不在展位外围拉了一道隔离带，让观众分批进入。爷爷从早上九点点火开炉，一直打到下午两点，中间只休息了一次。他喝水的搪瓷缸子被赵启明换了三次水，每一次都是满的，每一次都被喝完。
下午三点，人流终于缓下来。林静走过来，在展位边的折叠椅上坐下。她没有拿话筒，没有带摄像师，就一个人坐过来，手里拿着那个卷了边的笔记本。
“陈师傅，方便聊几句吗？”
爷爷正在清理炉灰。他把火钳搁在炉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在折叠椅上坐下来。两个椅子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只手臂的距离。林静没有把椅子转过来面对面，就保持着并排坐的姿势，看着展位上那排刀。
“我看了您孙子拍的视频，看了很多遍。”她说。声音不高，不像采访，像聊天。“有一把剪刀，1985年打的，刃口对合的角度特别好。我外公生前也是铁匠，也打过那样的剪刀。”
爷爷没说话。但他的手动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微微蜷曲。
“我外公走了很多年了。”林静说，“他打的剪刀，我妈家里还有一把。刃口已经合不拢了，但她舍不得扔。”
她停了一下。广场上的嘈杂声在远处流动，展位前暂时没有新的观众，安静得像一个被隔离出来的气泡。
“陈师傅，您为什么当铁匠？”
爷爷看着展位上那排刀。1972年的第一把菜刀在阳光里泛着锈红。
“没得选。”他说。三个字。
林静没有追问，也没有在笔记本上记什么。她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像一个愿意等的人。
“我爹是铁匠。我爷爷也是。”爷爷的声音沙哑，像锤子划过铁砧。“那时候，种地养不活一家人。打铁能。”
他的目光从1972年的菜刀上移开，落在炉子上。炉膛里的炭火还在烧，橙红色的火苗从炭缝里窜出来。
“打了五十六年。”他说。
又停了。林静依然等着。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爷爷的手在膝盖上摊开。掌心的老茧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蜡黄色，边缘翘着硬皮。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像在看一件打了很久的刀坯。
“九几年。”他说。“供销社不订刀了。机器冲的刀便宜，三块钱一把。我打一把要两天，卖不到五块。”
他的手指弯了弯，掌心的老茧挤出一道更深的纹路。
“那一年，差点不打了。”
“为什么又打了？”
爷爷沉默了很久。久到炉膛里一块没烧透的炭发出“啪”的一声，裂成两半。
“有个老主顾，走了二十里路来。说要打一把柴刀。我说不打了，他说他等。坐在院子里等了三个时辰。”爷爷的声音低下来，“我给他打了。打完他说，陈铁山，你要是不打了，我们这些人去哪买刀。”
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就一直打到现在。”
林静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打磨刀身。写完之后她抬起头，问了一个问题。
“陈师傅，您希望您孙子继续打铁吗？”
爷爷放在膝盖上的手停住了。连呼吸都停了一拍。他看着炉子里的火，看着铁砧上还没打完的刀坯，看着展位上那排从1972年排到2018年的刀。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广场上的风从遮阳棚下穿过两次，长到炉膛里的炭又裂了一块，长到远处的人群散去了一波又来了一波。
“不想。”他说。两个字，像两块铁从手里松开，落在地上。“太苦了。”
说完，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腰直得比平时慢了一拍。然后走向炉子，蹲下来，往炉膛里添了一块炭。炉火旺起来，映在他脸上。皱纹的阴影在火光里跳动。
林静坐在椅子上，看着老人的背影。她没有再问任何问题。她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陈默身边。
“该你了。”
采访在展位后面的临时休息区进行。一把折叠椅，一面白色的活动展板当作背景。摄像师把机位架好，林静坐在陈默对面。没有开场白。
“你爷爷说，不想让你继续打铁。你知道吗？”
陈默点了点头。“知道。他一直这么说。”
“那你呢？”林静看着陈默。“你想吗？”
陈默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越过林静的肩膀，看向展位的方向。爷爷正站在炉子边，把一块烧红的铁料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右手抡起锤子。“当——”锤声从展位那边传过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依然清晰。
“我想。”
他说。两个字，和爷爷说“不想”时一样的重量。
“为什么？”
陈默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八岁的手，掌心里还没有老茧，指节还没有变形。净净的一双手，和爷爷那双手放在一起，像隔着一个时代。
“我十八岁生那天，大伯问我，要不要去城里闯一闯。”
林静看着他。
“我差点去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和平时一样。但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如果去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爷爷在废铁站挑料的时候，敲一下就知道哪块铁有灵性。爷爷看炉火颜色的时候，瞳孔会缩成针尖大。爷爷抡锤的时候，八斤的铁锤落下去，接触铁块的瞬间会微微转一下手腕，把力吃进铁里。”
他停了一下。
“这些事，我在这里住了十八年，从来没注意过。”
他抬起头，看着林静。
“我拍《锻刀记》的第一条视频，是爷爷在打一把菜刀。我把手机架在旁边，录了两分十七秒。剪视频的时候，我把爷爷抡锤的那几帧放慢了看，才看到——他落锤的时候，手腕会转那么一下。”
他的手指在自己手腕上比了一下。很细微的转动，几乎看不出来。
“就那么一下。他练了五十六年。”
他把手放回膝盖上。
“我不是因为打铁不苦才想学的。”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是因为爷爷打了一辈子铁，不能让他的手艺在世上没有名字。”
林静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笔尖划过纸面，沙沙的。写完之后，她把笔记本合上。
“谢谢。”
采访结束。摄像师关了机，录音师收起话筒杆。林静站起来，和陈默握了一下手，然后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默。名片是浅灰色的，上面印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和“林静”两个字，以及一串电话号码。
“纪录片的播出时间，初步定在三个月后。”她说。“总导演昨天看了传回去的素材，说这是今年拍到的最好的东西。”
她把包拉上。
“片子暂定名叫《锻刀》。”
她说了这两个字，像在说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东西。
陈默把名片收好。林静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
“对了。总导演让我转告你——你爷爷说的那句‘太苦了’，他会放在片子的开头。”
她看着陈默。
“然后是你说的那句——‘不能让他的手艺在世上没有名字’。放在片尾。”
她说完，走进了人群里。
陈默站在展位后面，手里捏着那张浅灰色的名片。夕阳从梧桐树后面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傍晚，文化节落幕。
广场上的白色帐篷开始拆除。工人们把支架一一卸下来，帆布被叠成方块搬上车。横幅被取下来卷起，“首届地方非遗文化节”的字样在卷起的过程中渐渐消失。展位前的射灯灭了，遮阳棚的棚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赵启明站在广场中央，指挥着撤场的秩序，白衬衫的袖口挽到了小臂以上。
爷爷站在展位前，把一百三十七把刀一把一把收回木箱。从2018年的最后一把柴刀开始，逆着时间往回走。2010年的菜刀，1998年的镰刀，1985年的剪刀，1975年的第三批刀，1972年的第一把菜刀。每一把都用棉布擦拭，双手捧住，放进铺了旧报纸的木箱里。陈默站在旁边，帮爷爷递刀。爷孙俩的手在工作台和木箱之间来回移动，像一条缓慢的流水线。
收到那把小刀的时候，爷爷的手停了一下。刀柄上的“陈”字在夕阳里微微发亮。他把小刀拿在手里转了一圈，然后放进木箱最深处，用蓝布包好。盖上箱盖的时候，合页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广场上的人渐渐散尽了。工人们拆完了最后一顶帐篷，卡车引擎发动，红色的尾灯在暮色里渐渐远去。赵启明走过来，在展位前站定，看着爷爷把木箱的搭扣扣上。
“陈师傅。这三天，辛苦了。”
爷爷把木箱抱起来，抱在怀里。七十四岁的老人，抱着一箱五十六年的刀。
“辛苦什么。”他说。“打铁的，不怕辛苦。”
赵启明笑了一下。不是公务场合那种礼节性的笑，是很淡的、从眼角溢出来的笑。他伸出手，爷爷没有放下木箱，用一只手握住。两只手在暮色里握了一下。
回村的车上，爷爷把木箱放在膝盖上，双手扶着箱子的边缘。窗外的天色从深蓝变成墨蓝，路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柱里一闪而过。车里很安静，只有引擎的低沉嗡鸣。
“你爸当年要是愿意学，就好了。”
爷爷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沙哑，低沉，像锤子落在包了布的鐵砧上。
陈默转头。爷爷的侧脸在车窗外掠过的路灯光里忽明忽暗，皱纹的沟壑被阴影填满。他看着前方，目光不在车里的任何地方。
“他嫌苦。十五岁那年，我教他抡锤。抡了三下，他把锤子扔了。说太沉。”
爷爷的手在木箱边缘按了一下。
“从那以后，再没进过工坊。”
陈默没有说话。他想起那把他从未见过的刀——爷爷说是打给爸爸的。那把刀后来去哪了，他不知道。
“他要是学了。”爷爷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说给自己听的。“手艺就有人接着了。”
车灯的光柱继续劈开夜色。路边的杨树一棵接一棵往后退。陈默伸出手，覆在爷爷放在木箱边缘的手背上。爷爷的手很凉，皮肤粗糙得像铁砧的表面。老人没有动，也没有把手抽开。爷孙俩的手交叠在木箱边缘，下面是一百三十七把刀，是五十六年，是一辈子。
车开进村口的时候，王家的狗叫了两声，认出是陈默家的车，又不叫了。车停在院门口，爷爷抱着木箱下车。月光很好，把院墙和槐树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地上。槐树已经抽了新芽，嫩绿色的芽尖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爷爷走进院子，把木箱抱进工坊。陈默跟在后面。工坊的灯亮起来，木箱被打开。爷爷把刀一把一把取出来，放回工作台上，放回墙上，放回它们原来的位置。1972年的第一把菜刀放回最左边的刀架上。然后是1975年的，1985年的，1998年的。一把，一把，一把。
全部放完之后，爷爷站在工坊中央，环顾四周。四面墙上挂满了刀。锈迹斑斑的旧刀，寒光闪闪的新刀。从地面一直挂到接近房梁的地方。五十六年的刀，全部在这里了。
爷爷看着这些刀，看了很久。然后从工作台上拿起那把今天刚打完的、还没来得及刻记号的刀坯，把它放在1998年那四把刀的旁边。挨得很近，像一家人。
“明天，给它刻记号。”
他说。
然后转身走出工坊。背影消失在堂屋门框的阴影里。陈默站在工坊门口，月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夯土地上，和槐树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工坊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从门口涌出来，照亮院子里一小片地面。炉子是冷的，铁砧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露水。锤子靠在铁砧边，核桃木锤柄在月光下泛着深褐色的光泽。
他拿出手机，看到林静发来的一条消息。不是关于纪录片的。只有一行字。
“陈默，你爷爷说的那句‘太苦了’，我剪片子的时候，每听一次，都破防一次。但你后来说的那句‘不能让他的手艺在世上没有名字’，让我知道，这苦没有白吃。片子播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看到。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爷爷。”
陈默看完消息，把手机揣回裤兜。院子里，虫鸣从稀稀落落变成了密密匝匝。四月的夜正在一天比一天暖，谷雨快来了。远处的田里有青蛙在叫，一声接一声，像炉火里的炭在裂开。他站了很久，然后走进工坊，关了灯。黑暗里，一百三十八把刀安静地挂在墙上，等着明天那把新刀刻上2018年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