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医生请假的理由，护士长说是“家里有事”。三个字，不多不少，像一块封住所有追问的砖头，你把它砌在那里，别人就没办法从那里穿过去。我站在护士站的柜台外面，看着护士长低头整理病历的侧脸，她的眼皮垂着，目光落在纸面上，一动不动地看了好几秒，都没有翻到下一页——那几秒的停顿出卖了她。她知道些什么，但她选择了用“家里有事”这块砖头把那些知道砌在墙里，不让自己看见，也不让任何人看见。
我上了三楼，走到林医生诊室的门口。门关着，门把手上方的小玻璃窗透出里面的一小片黑暗，窗帘拉上了，光灯没有开，整间屋子像一只闭上了的眼睛，不再接收任何来自外界的光。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拧下去。隔着一扇门的厚度，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在场”，一个人昨天还坐在这里开药、写病历、接电话，今天就从这个位置上消失了，他的温度还在椅面上，还没有完全散去，但你伸手去摸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摸不到了。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坐了很久。期间有两个病人来问林医生在不在，我说不在，他们就去挂别的医生的号了。没有人追问林医生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在清溪镇，不追问是一种教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你看到邻居家门口摆着花圈，你不会问“谁死了”，因为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不该你知道的时候，问了也是白问。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天又开始阴了。
骆云飞打了一个电话过来，说信封上的指纹已经提取了，除了我和他的之外，还有第三个人的。残缺的，不完整的，但足以在数据库里进行一次筛选。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着的、不轻易示人的东西，像一个赌徒在翻开最后一张牌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会赢，但他还不能笑，因为牌还没有完全翻开。
“林医生还没有回来？”他问。
“没有。”
“他家里的地址你有吗？”
我报了林医生家在清溪镇的位置——镇东头，过了第二个桥洞，右手边第三排房子，红砖的二层小楼，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满树橙红色的果实，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骆云飞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说他让人去看看，然后挂了。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膝盖有些酸。走廊里的光灯白得发冷，把我的影子投在地面上，短短的，扁扁的，像一个被什么东西压扁了的人。我沿着走廊走到楼梯口，下楼，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赵玉兰站在挂号窗口前面，手里拿着一沓病历和几张化验单，正跟窗口里的人说什么。她的身影比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一些，不是体重的减少，是整个人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空了一部分，外壳还在，但里面的填充物变少了，轻了，风一吹就会站不稳的那种轻。
我没有叫她。她也没有看到我。
我出了卫生院的大门，沿着主街往镇东头走。风从背后推着我，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掌贴在我的后背上，力道不大，但持续不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林医生家，骆云飞已经说了“让人去看看”，那是警察的事，不是我一个乡镇卫生院医生的事。但我的脚没有在往家的方向走，它们有自己的主意，在我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的时候，它们已经把方向选好了，我的大脑只是在执行双脚已经下达的指令。
过了第二个桥洞，右手边第三排房子。红砖的二层小楼，院墙上爬满了枯了的藤蔓，叶子落了大半，剩下一些暗黄色的、卷曲着的残叶挂在藤上，像一些被遗忘在墙上的、过了期的信笺。院门关着，不是锁着，是那种从里面上了销的关，从外面推不开，但没有锁头，也没有挂锁。我站在院门外，透过铁栏杆之间的缝隙往里看，院子的地面是水泥的，清扫得很净，没有落叶，没有杂物。柿子树在院子的西北角，树很粗，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方形纹路，像老人的手背。树上的柿子还在，成熟过度了，有些已经裂开了口子，橙红色的果肉从裂口处翻出来，引来几只蜜蜂在周围嗡嗡地飞。
“你找谁？”
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苍老的，但有力的，像一个用了一辈子的、还没有报废的工具，声音的质地粗糙，但底气很足。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巷口，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布褂子，头发花白，在脑后扎了一个低低的髻。她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子，篮子里有几葱和一块豆腐，豆腐装在塑料袋里，水从袋子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我是林医生的同事，”我说，“卫生院的沈医生。我来看看林医生，听说他今天请假了，没什么事吧？”
老太太——林医生的母亲——看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又回到我的眼睛上。她审视人的方式和骆云飞不一样，骆云飞的审视是专业的、职业性的、不带个人情感的，而她的审视是母亲的、肉身的、用一种比语言更古老的方式在感知一个人的气息和温度。
“你是沈家的闺女，”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你妈还好吗？”
“挺好的，谢谢您。”
她走到院门前，放下菜篮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进锁孔里。但院门的锁孔在上面，她的是下面的一个——那不是一个锁孔，是一个很小的圆洞，她把钥匙进去，往左拧了半圈，门里面发出“咔嗒”一声。那不是销，那是一把自己做的暗锁，用一铁棍从里面横着别住门闩，外面用钥匙拨开。
这种锁在清溪镇不常见。装这种锁的人，通常只有一个原因——怕有人从外面进来。
院门开了，她提起菜篮子，侧身让我先进去。我走进院子，水泥地面在脚下发出空洞的回响——不是地面是空的，是这整座房子是空的，空得像一个被掏空了的蜂巢，蜂群已经飞走了，只留下那些六边形的、整齐排列的空洞，每一格都在回响着曾经存在过的嗡嗡声。
“林医生不在家？”我问。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把菜篮子放在院子里的水泥台上，从篮子里拿出豆腐，拎着塑料袋走到了厨房门口，把豆腐放在了窗台上。然后她转过身来，在褂子的前襟上擦了擦手，看着我。
“昨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她说，“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她的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儿子失踪了的母亲，更像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儿子经常不回来、并且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的、在漫长的时间里把担心磨损成了平静的女人。
“他以前也会这样吗？”我问。
“以前不会，”她说，“他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四十多岁的人了，每天准时上下班，回家吃饭，吃完就在书房里坐着，开着台灯，也不什么，就是坐着。坐够了就洗澡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去上班。”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院子外面灰蒙蒙的天上。
“昨天晚上他没回来。我等到十一点，把门给他留着，灯也留着。今早起来，门还是那个样子，灯还是那个样子，他没回来过。床上的被子叠得好好的，像昨天早上他叠好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动过一样。”
林医生的母亲说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丝可以被称为“表情”的东西浮现在她脸上。那不是悲伤，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更模糊的、更不好命名的东西，像一锅正在慢慢加热的水，你站在锅边看着，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你知道水底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些微小的气泡正在锅底一个接一个地生成、破裂、再生成、再破裂，只是水面还没有动静。
“他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我问。
老太太想了想。她微微偏着头，看着柿子树的方向，好像那棵柿子树就是林医生本人，她正在跟他进行一场无声的、不需要语言的对话。
“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前天晚上，吃完晚饭，他把碗筷放下，看着窗外，忽然说了一句——‘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在做错事？’我问他在说什么，他说没什么，然后就把碗筷收了，去厨房洗碗了。”
她的声音到这里变得很轻很轻，轻到我必须屏住呼吸才能听清。
“他洗碗的时候，洗了很久。我进去看，他站在水池前面，水开着，碗已经洗完了，但他还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在水池里，水一直在流，他没有关。我站在他后面看了他一分多钟，他没有动，我也没有叫他。后来他自己把水关了，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身看到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啊……那个笑我看了四十多年了，他小时候闯了祸回来冲我笑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
院子里起风了。柿子树上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很多只手在一起翻书，翻的是同一本书，但没有人读得进去。那些裂开了口子的柿子在风中微微晃动，果汁从裂口处渗出来，在果皮的表面结成透明的、琥珀色的硬块。
我离开了林医生的家，走出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暮色里显得比实际年代更久远，墙壁上的红砖被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像一张长了麻子的脸。二楼的窗户有一扇是开着的，窗帘被风从窗口吹了出来，飘在窗外，像一只没有人牵着的手在向谁告别。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林医生的号码，拨了过去。
嘟——嘟——嘟——接通了。不是忙音，不是关机，是通了，但没有人接。嘟声响了六声之后，自动转入语音信箱，一个机械的女声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手心的汗把手机屏幕弄湿了，留下一块雾蒙蒙的、需要用力擦才能擦掉的印记。
回到主街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街灯还没亮，店铺的灯也还没亮，整条街处在白天和夜晚之间的那一段暧昧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灰色地带里。行人在这个时段变得很少，少到整条街上只剩我一个人在走路，脚步声在两侧墙壁之间来回反射，产生一种空洞的、类似于在隧道里走路才会有的回声。
我走到卫生院门口的时候，看到陆骁站在那里。
他没有穿警服，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卫衣，帽子没有戴，双手在卫衣正面的口袋里。他站在台阶上，靠着门柱，姿势很随意，但随意得不太自然，像一个人在刻意表现出放松但实际上一点都不放松。他看到我，从门柱上直起身，朝我走了两步。
“沈医生，”他说，嘴角带着那个标志性的、恭顺的、礼貌的微笑，“骆队让我来跟你说一声，林医生联系不上了，他们正在找。让你这几天小心一点，别一个人去偏僻的地方，晚上尽量早回家。”
“林医生为什么联系不上？”我问，虽然我知道答案。
“不知道，”陆骁说，笑容没变，但嘴角的弧度有了一个极其细微的调整，像一个人在用同一个模具做点心的时候，手指摁下去的力度稍微大了一点，出来的形状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但边缘有些不一样了，“可能手机没电了，可能信号不好。骆队说也可能只是心情不好，一个人出去走走，散散心，过两天就回来了。”
他说“骆队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不是下级转述上级指令时的恭敬，也不是同事之间传递信息的平淡，而是一种更私密的、更个人化的东西，像一个孩子在模仿大人说话时的腔调——他太年轻了，他的脸和他的声音之间有一道裂缝，声音在努力地往成熟稳重那边靠，但脸还留在年轻的、不那么会伪装的那一边。
“我知道了，”我说，从他的身侧走过去，走进卫生院的大门。
“沈医生，”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停下来，没有转身。
“你脖子上的伤，真的是磕的吗？”
走廊里的光灯亮了，惨白的光从头顶倾泻下来，落在我面前的瓷砖地面上，反射出一片晃眼的、没有温度的白。我站在那一片白色里，像一个被聚光灯照着的、站在舞台中央的演员，所有的观众都在黑暗里，我看不到他们，但他们能看到我，能看到我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脖子上的每一寸皮肤、手指的每一次轻微颤抖。
我转过身。
陆骁还站在台阶上，比我低两级台阶，我的视线和他的视线刚好平齐。他在看我脖子上的伤，目光不躲不闪，不藏不掖，就那样直直地看着，像一个学医的学生在看一具标本上的一道切口，纯粹的技术性的注视，没有任何多余的感情。
“陆骁，”我说，“你当警察多久了？”
他愣了一下——不是我回答了他的问题，而是我换了一个话题，换得很快，快到他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但他的身体已经先一步做出了反应：眉毛微微上扬，瞳孔微微放大，嘴唇微微张开一条缝，像一个正准备说话但还没想好要说什么的人在拖延时间。
“没多久，”他说，“三个多月。”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警校毕业的，”他说，“毕业了就分配到这边来了。”
他的回答是流畅的，没有任何停顿和犹豫，像一句背了很多遍的课文。但就是因为太流畅了，流畅到没有一个正常人被问到“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时会有的那种自然的、口齿不太利索的、需要想一下才能回答的停顿，我反而觉得不对。
但我没有再问。我点了点头，说了声“知道了”，然后转身上了楼。
走廊的灯在我的头顶一盏一盏地亮过去，像有人在为我一个人点亮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我在二楼拐角处停了一下，从楼梯间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陆骁还站在台阶上，手在卫衣口袋里，面朝着街的方向，一动不动，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人。街灯这时候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深灰色卫衣染成一种发红的棕色，像一块被烧过了的、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炭。
我在楼梯间站了很久，看着他。他一直没动，就像那盏街灯刚刚亮起来时照到的那个人影一样，站在那个位置，面朝那个方向，一动不动的，像一立在那里的桩子。
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台阶上，短短的，扁扁的。我注意到那个影子有一个不太对的地方——左脚的影子比右脚短了一小截。不是因为他的左脚抬起来了，他的两只脚都平踩在台阶上，左脚和右脚的受力应该是均匀的，影子也应该是均匀的。但影子的左脚部分比右脚部分短了至少一厘米，这意味着他的身体重心偏向了右侧，左侧的受力变小了，所以他左侧的身体在灯光下的投影变短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重心偏向右侧？
因为他的左腿不想受力。因为他的左腿疼。因为他的左腿受过伤。因为他的左脚比右脚轻。
我转身离开了窗边。
走廊里的灯还在亮着，惨白的，不知疲倦的，永远亮下去也不会有人来关。那些光在我的视网膜上留下了残像，像一些被我看见过但无法忘记的东西，它们印在那里了，你闭上眼睛它们还在，不是从外面来的光，是从里面烧出来的。
（第十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