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我低声说，“妈妈带你走。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过我们自己的子。妈妈不要你的爸爸了，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选择过妈妈。但妈妈会选你，一定会。”
风从远处吹来，吹得路边的银杏树沙沙作响。金黄色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落在我的肩膀上，落在我身后的台阶上。
我离开江城的那天，没有告诉任何人。
凌晨四点的江城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等早班车的人。有人裹着军大衣靠在座椅上打盹，有人抱着孩子来回踱步哄睡，有人泡了一碗方便面，热气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升起。空气里混着泡面味、消毒水味和一种属于夜晚的、湿的、让人昏昏欲睡的气味。
我只有一个行李箱。二十四寸，很旧了，轮子拉着的时候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两本书、一本相册和那张折了又折的B超单。相册里只有一张照片——我六个月大的时候被妈妈抱着在老家院子的枣树下拍的，笑得没牙没眼。那是我和过去唯一的联系。
我没有告诉我妈我要走。她不会理解的。在她眼里霍司爵是金龟婿，是豪门，是她这辈子最得意的手笔。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她的女儿放着豪门少不当，非要一个人挺着肚子远走他乡。
检票口的灯亮了。我拖着行李箱排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孩，穿着一件粉色的卫衣，扎着高马尾，耳机线从领口里穿出来，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青春洋溢的气息。她大概是去外地读书或者见男朋友，脸上带着一种对未知旅程的兴奋和期待。
我也曾经有过那样的表情。在嫁给霍司爵之前，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替身、什么叫白月光、什么叫守活寡之前。那时候我还是林晓，一个相信爱情的普通姑娘。
检票员在我的车票上剪了一个小口，我把车票收好，拖着行李箱走上了月台。秋天凌晨的风很凉，我穿着一件薄外套，风从袖口灌进来，冷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火车是绿皮火车，不是高铁，不是动车，是那种最慢的、途经几十个小站、要开两天一夜才能到终点的绿皮火车。我买的是硬座，不是买不起卧铺，是我要把每一分钱都留着给肚子里的孩子。我卡里的余额不到五万块，加上离婚时霍司爵打进来的那笔补偿——两百万。我动都没动那笔钱。那些钱不是我的，是霍司爵用来买断三年婚姻的钱。我不要，但不代表我不能用。我想了很久，最终把它转到了一个独立的账户里。那不是给我的，是给孩子的。霍司爵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但他欠这个孩子的，我会替他记着。
我上了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行李箱塞不进座位底下的空隙，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举上了行李架。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拎着一袋茶叶蛋，看我的眼神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了然。
“小姑娘，一个人出远门啊？”她问。
我点了点头。
“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吃个茶叶蛋？我自己卤的。”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茶叶蛋递给我，茶叶蛋还是温热的，带着淡淡的八角桂皮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