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把住院那段时间的事捋了一遍。
去年三月，妈妈的心脏病最后一次发作。救护车送进去，在医院住了二十一天。最后那几天，说话已经很费力了，大多数时间睁着眼睛，但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在医院陪了二十一天，中途回过两次家，时间加起来不到六个小时。
哥哥来了两次。第一次是妈妈入院第三天，来了大概四十分钟，说了几句话，说腰疼，先回去了。第二次，是妈妈走之前大概一周，也是我印象里最后一次见到他出现在医院里。
那次，他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楼下食堂吃饭。
他打了个电话，说来了，说妈妈状态怎么样，说他带了些东西过来。我说好，让他先去病房，我吃完饭就上去。
我当时吃了一碗面，大概二十分钟。
回到病房，哥哥已经走了。
妈妈靠在床上，手里攥着什么，我以为是他带来的零食之类的，没有多想。
“那二十分钟，”志远说，“就是他让你妈签委托书的时候。”
“应该是。”
“那时候妈妈的状态……”
“最后那几天，她已经说不了完整的句子了，”我说，“但她还能认字，认人。护士喂药，她会点头，会摇头。”
志远沉默了一会儿。
“那份委托书，不一定无效，但有争议空间。如果能证明她当时已经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
“医院有病历记录，有护理志，”我说，“可以调。”
志远点头，又看了看合同的期。
“三月二十九，”他轻声说，“你妈是二十三走的。”
“对。”
“这个合同是在她去世后第六天签的。”
我没有说话。
妈妈走了第六天，有人替她代签了我的名字，把这个家最后的东西，卖给了一个陌生人。
我把那六天想了一遍。
那六天，我在做什么。
我在陪妈妈走完最后的路，在联系殡仪馆，在通知亲戚，在办葬礼。哥哥那边，嫂子来了，帮着张罗了一些，哥哥自己大部分时间坐在一边，偶尔接接电话。
那时候，哥哥已经联系好了买家。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走过户手续了。
我把这些想明白，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放下了。
不是愤怒放下了，是某种还想着“可能有误会”的侥幸，放下了。
没有误会。
这是他做的。
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
“志远，”我说，“我想去趟律师事务所。”
“明天，”志远说，“今晚先睡觉，你今天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又在老宅那边站了半天。”
我看了他一眼。
“行，先睡。”
关了灯，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看着天花板。
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的灯光，照着那半面墙，白的。
我妈住院那二十一天，我每天睡在折叠床上，也是这样看着天花板想事情。
那时候我想，妈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很苦，生我们那年还在生产队活，生下来三天就下地了。后来爸爸做木工，她拿着账本算账，六毛、八毛地记着，攒了十几年，才把老宅建起来。
后来老宅建好，她就把那个账本烧了，说，债还清了，子往后看。
往后看。
往后的子，爸爸走了，妈妈一个人在老宅住了两年，后来身体不好，进城跟我住了大半年，说想家，又回去，在老宅住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