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面试那天穿了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碎发用黑色的细发卡别在耳后。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温和平静的气质。
“陈女士之前在哪家做？”我妻子翻着她的简历问。
“在城南的锦绣花园做了三年，那家的小孩上初中住校了，不需要保姆了。”她回答的时候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问话的人，目光温和但不躲闪。
“为什么不在那家继续做了？”我问。
“不需要了，”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道，“小孩住校了。那家人对我很好，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写了推荐信。”
她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们。信封没有封口，我妻子抽出里面的信纸，快速扫了一遍。信上的字迹端正，措辞客气，大意是说陈慧女士工作认真负责，对孩子有耐心，与家庭成员相处融洽，是一名称职的住家保姆。
“你结婚了吗？”我妻子边看信边问。
“离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跟他爸爸。”
这段对话进行得很自然，我妻子问，慧姐答，她的答案简短但得体，没有极力地回避，也没有过多的倾诉。我当时觉得这样很好，一个懂得保持恰当距离的保姆，对家庭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
慧姐搬进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灰色的拉杆箱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塑料桶里装着衣架、洗衣液、一双拖鞋和一把雨伞。她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她房间的衣柜里和床底下。我注意到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叠成同样大小的方块，码得很整齐，像是当兵的人叠被子的方式。
她对小曼很好。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做早餐，小米粥煮得黏稠度刚好，鸡蛋煎成小曼喜欢的太阳蛋，蛋黄是流动的。送小曼上学前会把她的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辫梢用小曼喜欢的粉色皮筋系好。晚上接小曼回家后会督促她先做作业再玩，做完作业会检查一遍，用铅笔把做错的地方轻轻圈出来，然后蹲在小曼身边一道一道地讲。
“慧姐以前是老师吗？”有一次我妻子看到她给小曼讲数学题的方式后问我。
“简历上没写。”
“她讲题的方式很像老师，”我妻子说，“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有耐心，而且特别会引导。不是直接告诉答案，是让你自己想出来。”
小曼很喜欢慧姐。这毫无疑问。每次慧姐去学校接她，她都是跑着扑进慧姐怀里的。慧姐会蹲下来，把她抱个满怀，然后接过她的书包，牵着手一起走回来。有时候小曼会在客厅的茶几上画画，画得最多的是我们家三个人——我、我妻子、她自己——还有角落里的一个扎马尾的人，小曼在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慧姐”。
“慧姐是家人吗？”我笑着问她。
“是啊，”小曼头也不抬，继续用红色的蜡笔给慧姐画衣服，“慧姐每天都陪我，比妈妈陪我的时间还多。”
我妻子正好从门口经过，听到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走过去摸了摸小曼的头发。
事情在慧姐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些细节，一些如果不是刻意留意就本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