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毅在工厂了整整十天。
十天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出门，七点到厂，七点半开始活。搬纸箱，卸货，码托盘，偶尔被派去帮忙打扫仓库或者整理货架。活不固定，赵师傅让他什么他就什么，从不挑拣，也从不抱怨。中午在食堂吃饭，十分钟解决战斗，然后回到仓库继续。下午四点半下班，坐公交车回家，路上四十分钟，到家五点多。庄母比他晚半小时回来，他就趁这半小时把米饭焖上，把菜洗好切好，等她回来炒。
庄毅发现，活这件事是有窍门的。不是光卖力气就行，得用脑子。搬纸箱的时候要弯腰屈膝，用腿力而不是腰力，这样腰不会疼；码托盘的时候要从外往里码，先码四角再码中间，这样码出来的垛子才稳；卸货的时候要和车上车下的人配合好节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让对方接得住。这些窍门没有人教他，都是他自己在活的时候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赵师傅偶尔会指点两句，但大部分时候只是看，看完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庄毅知道，赵师傅是在观察他，看他是不是那块料。
十天下来，赵师傅对他的评价从“这个年轻人不太会活”变成了“这个年轻人肯学”，从“肯学”变成了“还行”，从“还行”变成了“不赖”。赵师傅的表扬很吝啬，吝啬到几乎听不到，但庄毅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变化——最开始是审视，后来是观察，再后来是认可，一种“这个年轻人可以留下来”的认可。
今天是第十一天。
庄毅像往常一样走进仓库，戴好手套，等着赵师傅分派任务。赵师傅正在和另一个工人说话，看到庄毅来了，朝他招了招手。
“今天不搬货了，”赵师傅说，“你跟我来。”
庄毅跟着赵师傅穿过仓库，走进后面的一个小隔间。隔间里堆着各种杂物——旧托盘、破纸箱、废弃的机器零件，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灰尘的味道。赵师傅从一个角落里拖出一台手推车，铁制的，两个轮子，一个平板，扶手上包着一层黑色的橡胶，已经磨得发亮。他拍了拍手推车上的灰，灰尘扬起来，在透过窗户的光线里飞舞，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
“送个货，”赵师傅说，“跟着我，看我怎么做。以后这活就归你了。”
送货。
庄毅来工厂十天了，每天的活动范围都没出过三号仓库。他不知道工厂外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些纸箱里的东西最终去了哪里，不知道那些开走的卡车把货物送到了什么地方。现在，赵师傅要带他出去了。
赵师傅把几个纸箱搬上手推车，码好，用绳子捆紧。他做这些事情的动作很熟练，一气呵成，像是在做一件做了几千次的事情。绳子在他手里像有了生命，绕了几圈，打了个结，一拉，紧得像长在了纸箱上。庄毅看着他的手，那双和庄母一样粗糙、布满老茧的手，但比庄母的手更有力，手指粗短，骨节突出，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的油污。这是一双在工厂里泡了三十年的手，每一个关节都在诉说着岁月的重量。
“走吧。”赵师傅推着手推车往外走。
庄毅跟在他后面，穿过仓库，穿过厂区的小路，出了工厂的大门。这是他来工厂十一天来第一次走出这扇大门——平时下班都是从大门出去，但那是下班，是和所有人一起涌出门口，像一群被放出笼子的鸟。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工作时间出去，是带着任务出去，是代表工厂出去。这种感觉，像是在动物园里关了很久的动物突然被放归了山林，虽然是暂时的，但空气都不一样了。
外面的世界和工厂里面是两个样子。工厂里面是灰色的、嘈杂的、忙碌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外面的世界是彩色的、喧闹的、混乱的，有卖水果的小贩在吆喝，有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有老人在树荫下下棋，有年轻的情侣手牵手走过，女孩的笑声清脆得像铃铛。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有生命的。
赵师傅推着手推车走在前面，速度不快不慢，步幅稳定得像装了一个节拍器。他走路的姿势很有特点——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握住扶手，胳膊不晃，全靠腿在走。这是长年累月推车养成的习惯，不需要刻意练习，身体自己就记住了。庄毅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微驼的背，花白的后脑勺，工装上被汗水浸出的深色痕迹，后跟磨偏了的旧皮鞋。这个背影让他想起了庄母——都是在这个城市的底层讨生活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他们穿过一条马路，拐进一条巷子，巷子两边是各种小店铺——五金店、杂货铺、小吃摊、修车行。赵师傅在一家五金店门口停下来，把车靠在墙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核对了一下上面的地址和店名，点了点头。然后他解开绳子，搬起最上面的一个纸箱，走进五金店。庄毅跟在他后面，搬起第二个纸箱。
五金店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油腻腻的围裙，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台电风扇，螺丝刀叼在嘴里，额头上全是汗。看到赵师傅进来，他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接过送货单看了一眼，签了字，然后继续蹲下去修那台风扇，好像这几个纸箱的到来只是他忙碌一天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曲，不值得他从地上站起来超过三秒钟。
出了五金店，赵师傅把手推车上的绳子重新捆好，推着继续往前走。庄毅跟在后面，手在口袋里，摸着那双手套——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不活的时候也要把手套揣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戴上。那是他的工具，是他的武器，是他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第二家是一个小超市。第三家是一个餐馆。第四家是一个居民楼的住户——一个老太太开的门，赵师傅把一箱油和两箱调料搬进了她的厨房。老太太看起来很老了，至少有七十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皱得像揉过的纸，走路的时候腿脚不太利索，一拐一拐的。她一边看着赵师傅和庄毅搬东西，一边念叨着“辛苦了啊”“喝口水再走吧”，声音沙哑但温暖，像是冬天里的一杯热茶。赵师傅没有喝水，只是笑了笑，说“不辛苦”，然后推着车走了。
庄毅走出老太太家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还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目送他们离开。她的目光里有感激，有一种说不清的、让庄毅心里发酸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某个人，也许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某件事，也许只是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第五家，第六家，第七家。
一家一家地送，一家一家地签收。庄毅跟着赵师傅，在这个他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城市里穿行，走过大街小巷，走过闹市和居民区，走过人间烟火。他的手推车越来越轻，纸箱越来越少，送货单上签的字越来越多。每送完一家，赵师傅就在送货单上打个勾，那一个个红色的对勾像是战利品，记录着他们一天的成果。
走到第八家的时候，出事了。
那是一家位于城中村的小卖部，位置偏僻，要从巷子里拐好几个弯才能找到。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两边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房，一栋挨着一栋，像一堆挤在一起的火柴盒。头顶上拉满了各种电线，黑的白的红的绿的，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天空分割成无数个不规则的碎片。地上的路面坑坑洼洼，积着前几天下雨留下的黑水，水面上漂着一层油光，散发着下水道的臭味。赵师傅推着手推车在前面走，庄毅跟在后面，两个人在巷子里拐来拐去，像走进了迷宫。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吵架，声音很大，骂得很凶，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啪”的一声脆响，像是玻璃或者陶瓷的东西在地上炸开了。庄毅的脚步慢了下来，他的耳朵竖了起来，本能地警觉了起来。上辈子在柳河屯，他也经常听到这种声音——不是别人在吵架，是他的人在欺负别人，或者别人来找他算账。这种声音对他来说太熟悉了，熟悉到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赵师傅也听到了，但他没有停，继续推着车往前走。
巷子尽头是一个小空地，空地旁边就是那家小卖部。空地上站着七八个人，分成两拨，正在对峙。准确地说，是一拨五个人，另一拨三个人，五个人那拨明显占优势，气势汹汹的，像一群捕猎的狼；三个人那拨明显处于劣势，被到了墙角，背后是墙，退无可退。地上散落着碎玻璃和踩烂的水果，橙子、苹果滚了一地，一个被踩烂的西红柿贴在墙，红色的汁液顺着墙壁往下流，像一摊血。
那五个人领头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剃着板寸头，脖子上纹着一只蝎子，黑色的墨镜架在鼻梁上，即使在阴天里也不肯摘下来，大概是为了显得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故意把袖子卷到肩膀，露出胳膊上的肌肉和更多的纹身。他的嘴里叼着一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墨镜前面形成一团白雾。他的身后站着四个同样年轻的、同样一脸横肉的人，一看就不是善茬，要么是街头混混，要么是收保护费的，和上辈子的庄不董是一路人。
“你他妈的开店不交钱，你当老子是开慈善的？”板寸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脚下的一摊水上，“滋”地一声灭了。“这条街的规矩你不知道？你是新来的还是装糊涂？”
被他骂的，是小卖部的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瘦得像一竹竿，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脸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大概是刚才冲突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划的，血珠子正往外渗。他的老婆站在他身后，紧紧抱着他的胳膊，身体在发抖，脸上的表情是恐惧和愤怒的混合体，嘴巴张着，但说不出话来。他们的女儿——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躲在柜台后面，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惊恐，像一只被猎人围捕的小兔子。
“上个月交过了，”小卖部老板的声音在发抖，但他的腰板挺得很直，像是在用最后的骨气撑着自己不倒下，“这个月还没到时间。你们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板寸头笑了，露出满口白牙，那笑容里没有任何善意，像是猫看着老鼠时的笑，“老子想怎样就怎样，你管得着吗？这条街上，老子说了算。我说今天交，你就今天交。我说现在交，你就现在交。废话少说，拿钱。”
他伸出手，手指张开，手心朝上，那只手上有几个刺青的字，看不太清是什么。那只手伸在小卖部老板面前，像一只张着嘴的野兽，等着被喂食。
庄毅站住了。
他看着那个板寸头，看着他的墨镜、他的纹身、他的紧身T恤、他的烟、他身后那四个同样一脸横肉的跟班。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他很熟悉的人。
他自己。
七百年前的庄不董。
那个烧了别人家的房子、抢了别人家的女儿、把人疯死的人。那个被村民乱棍打死的时候，连一句“饶命”都没有说的人。那个死了以后，魂魄飘荡了七百年，又在这具身体里醒来的人。
他现在就站在这里。站在那个板寸头五步之外的地方，看着他做自己上辈子做过无数次的事情。
赵师傅也停了。他推着手推车，站在巷子里，看着空地上的对峙，皱起了眉头。他的眉头皱得很深，像两条正在打架的毛毛虫。他的手还握在手推车的扶手上，没有松开，也没有往前推。他看了两秒钟，摇了摇头，低声说了一句：“赶紧走，别掺和。”然后就推着车准备绕过去，绕到小卖部的后门去送货。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庄毅能听到，但那个“走”字很用力，像钉子一样钉在庄毅的耳朵里。
庄毅没有动。他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抬不起来。他看着那个板寸头，看着他身后那四个跟班，看着那个被到墙角的小卖部老板，看着那个在柜台后面露出一双惊恐眼睛的小姑娘。
他在那个小姑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人。
七百年前，柳河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在被投井之前，大概也是这样的眼神。恐惧的，绝望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对她这么残忍。
“走啊。”赵师傅回头看了他一眼，声音比刚才急了一些，眉头皱得更紧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庄毅还是没有动。
那个板寸头没有注意到他们。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小卖部老板身上。他见老板不拿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往下撇，眼神变得阴冷起来。他把手伸到腰后面，抽出了一样东西。
一铁棍。不粗，大概两指宽，半米长，一头缠着黑色的胶带防滑。他把铁棍在手里掂了掂，那重量对他来说显然很趁手，像是一件用了很久的武器。
“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说，把铁棍扛在肩膀上，歪着头看着小卖部老板，“老子最后说一遍，拿钱。”
小卖部老板的脸白了。他老婆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牙齿在打颤，“咯咯咯”的，像冬天的风在敲窗。柜台后面的小姑娘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尖锐而细长，像是用指甲划过玻璃的声音，扎得人心里发慌。
庄毅动了。
他迈出了一步。
不是往前走，是回过头，从手推车上拎起一个纸箱。那个纸箱不大，但很重，里面装的是五金零件，少说有二十斤。他一只手拎着纸箱，大踏步走进了空地。
“哎——”赵师傅在后面喊了一声，声音里有惊讶，有担心，有一种“你这小子要什么”的慌张。
庄毅没有理会。
他走进空地，从板寸头身后走过去，走到小卖部门口，把手里的纸箱放在柜台旁边。然后他直起身，转过身，面对那个板寸头。
板寸头终于注意到了他。
墨镜后面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庄毅，从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到那双戴着白色手套的手，到那双看不出深浅的眼睛。板寸头的嘴角抽了一下，大概是在判断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什么来头。
“你谁啊？”板寸头问，手里的铁棍从肩膀上拿下来，垂在腿边，但握得很紧，指节发白。
庄毅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人，上辈子不会，这辈子也不会。他只知道，他不能看着那个小姑娘像七百年前的那个姑娘一样，被人到绝望。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天爷让他在这里醒来的原因——也许不是，也许只是巧合，也许只是他多余管闲事。但他管了，因为他不想让历史重演，不想再看到一双那样的眼睛，不想再听到那样的哭声。
板寸头见他不说话，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耐烦了，下巴微微扬起，这是一个挑衅的信号，意思是“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管老子的事”。
“老子问你话呢，你他妈哑巴了？”
庄毅把手套摘下来，慢慢地塞进口袋里。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能让上辈子的血性控制自己。他要做一个文明人，一个不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人。他答应过苏医生，答应过沈念——虽然沈念还没出现，但他答应过自己，答应过那个在七百年前被乱棍打死的庄不董，这辈子不能再那样活了。
“送货的。”庄毅说，声音不大，但很稳，像一块石头放在地上，不动了。
“送货的？”板寸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嘴角咧开，笑了，那笑容里有轻蔑、有不屑、有一种“你一个送货的也敢来管老子的事”的不可思议。“送货的就滚远点，别在这里碍事。老子的事你管不了，也轮不到你管。”
他挥了挥手里的铁棍，铁棍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带起一阵风声，“呜”的一声，像是某种野兽的咆哮。这是在威胁，也是在试探，试探庄毅会不会被这铁棍吓退。
庄毅没有退。
他看着那铁棍，心里想的不是“我怕不怕”，而是“上辈子我也这样过”。他也曾拿着棍子对着别人，看着别人害怕的样子，心里觉得爽。他以为那是强者的姿态，以为让别人怕自己就是最大的本事。他现在知道了，那不是本事，那是懦弱。真正的强者不需要让别人怕自己，真正的强者是让一个被欺负的人敢站出来反抗——像那个小卖部老板一样，明明害怕，但腰板挺得笔直。
“你走吧，”庄毅说，声音还是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刻在石头上一样，“别吓着孩子。”
板寸头的笑容僵住了。
他看着庄毅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恐惧，没有讨好，没有挑衅——什么都没有。这种眼神他没见过，因为他在别人眼里看到的通常都是恐惧，或者讨好，或者假装不害怕但其实是害怕。庄毅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像一口枯井，你扔一块石头下去，听不到回声。
这种眼神让板寸头觉得不舒服。
“你他妈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他把铁棍举起来，指着庄毅的脸，铁棍的顶端离庄毅的鼻子不到十厘米，他能闻到铁棍上的金属味，冰凉、刺鼻，像冬天的风。
庄毅看着那铁棍，连眼睛都没眨。
他死过一次了。乱棍打死的。七百年前，那些棍子比这粗多了，多多了，几十一起砸下来，砸在头上、背上、腿上、手臂上，砸得骨头都碎了。一铁棍，吓不了他。
“我再说一次，”庄毅说，声音依然不大，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里面，像是河床下的暗流，表面平静，但下面汹涌，“你走吧。”
板寸头的脸涨红了。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一个送货的用这种口气说话，他的面子挂不住了。他身后那四个跟班也围了上来，把庄毅围在中间，像五只豺狼围着一只不听话的猎物。他们的脸上有的露出看好戏的表情，有的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有的露出“老大，让我来教训他”的表情。没有一个人露出害怕的表情，因为他们有五个人，对方只有一个。五对一，怎么输？
赵师傅在后面喊了一声：“庄毅！”声音里全是焦急，他在外面了三十年，见多了这种事，知道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就是低头，就是不掺和。他见过太多年轻人因为一时冲动被打进医院、打残、甚至打死。他不想看到庄毅也变成那样。
庄毅没有回头。
他看着板寸头，把呼吸放慢，把心跳放平。他知道自己不能动手，因为动手就完了。他的缓刑，他的工作，他对庄母的承诺，他这十一天来所有的努力，都会因为这一拳而化为乌有。但他也不能走，因为走了，那个小姑娘的哭声就会一直在他脑子里响，响一辈子。
板寸头举起了铁棍。
庄毅闭上了眼睛。
不是害怕，是在做准备。他上辈子打架无数，知道铁棍砸下来的时候，最好的防护不是用手挡，是用胳膊肘护住头部，用背部承受打击。背部肌肉厚，骨头粗，能承受更大的冲击。但如果这一棍砸在头上，他可能就真的死了——这次是彻底地死，没有七百年后的重生了。
他等了一秒。两秒。三秒。
铁棍没有落下来。
庄毅睁开眼睛。
面前多了一个人。赵师傅。
他把庄毅挡在身后，面对着那个板寸头。他的身体挡住了庄毅的视线，庄毅只能看到他的后背——工装上那个被汗渍浸出的暗色印记，花白的后脑勺，微微驼着的背。这个在工厂里了三十年的老工人，这个走路推车的背影，此刻像一堵墙一样站在庄毅前面。
“他是我们厂里的人，”赵师傅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在车零件的时候拿卡尺量尺寸，一丝不苟，“你们要打，先打我。”
空地上一片寂静。
板寸头看着赵师傅，看着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这个老头五十多岁了，瘦巴巴的，没什么肌肉，看起来风一吹就能倒。但他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像一棵老树，扎得很深，风吹不倒，雨打不弯。
板寸头的铁棍举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他不是不敢打，是觉得打了没意思。打个送货的，打个老头，传出去不好听，在道上会被人笑话。而且他看到巷子口有人在用手机拍——一个路过的年轻人举着手机，屏幕正对着他们，红色的录制按钮一闪一闪的。这个世界有太多摄像头、手机、网络，一个视频发出去，他就从“这条街的老大”变成了“网上那个打老头的混账”。他不怕警察，但他怕网民。网民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板寸头犹豫了几秒钟，把手放了下来。他的脸色很难看，青一阵白一阵的，像是吃了一嘴的苍蝇。
“你牛，”他看着赵师傅，又看了看庄毅，“你们都牛。今天老子心情好，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他把铁棍回腰后，转身走了。那四个跟班面面相觑，也跟在他后面走了。板寸头的脚步走得很快，像是在逃离什么，但又不想让人看出来他在逃。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庄毅，墨镜后面射过来的目光像两把刀，冷冰冰地扎在庄毅身上。
庄毅没有躲开那个目光。
他看着板寸头消失在巷子口，看着那四个跟班跟着消失。然后他转过身，看了看小卖部老板和老板娘——他们还抱在一起，身体还在发抖，嘴巴张着，不知道是在喘气还是在说什么。他又看了看柜台后面那个小姑娘。她已经不哭了，但脸上全是泪痕，眼睛红红的，像两只小兔子。她看着庄毅，目光里有惊讶，有感激，有一种“这个人是谁”的好奇。
庄毅没有对她说话。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想起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就会想起那口井，就会想起那些他永远还不起的债。他只是转过身，推起手推车，走向小卖部的后门。
赵师傅跟在后面，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后门已经开了，老板娘跟过来，颤抖着手签了字，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声音还在抖，像冬天的树叶。赵师傅摆了摆手，说“没事”，声音很平静，像是这件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帮他们把纸箱搬进屋里，码好，然后推着空车原路返回。
回去的路上，水已经漫过了井口。
出了巷子，走到大路上，赵师傅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冬的阳光里慢慢散开。他抽了半烟，然后转过头，看了庄毅一眼。
那个目光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审视，是观察，是“我看看这个年轻人行不行”。现在是另一种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可能是认可，可能是无奈，可能是一个老工人对一个年轻人的担忧和欣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像两种不同颜色的毛线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你刚才，”赵师傅斟酌了一下词，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再张开的时候，声音里多了一些什么，“不怕？”
庄毅想了想。
“怕，”他说，声音不大，但很诚实，“但我更怕那个孩子哭。”
赵师傅没有再说话。他把剩下的半烟抽完，在地上踩灭了，把烟头捡起来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这是他的习惯，不随地扔烟头，他说这一辈子就这点讲究了。然后他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
庄毅跟在后面。
阳光照在两个人的身上，在地上投下两道长长的影子。一道宽而短，一道窄而长。宽而短的是赵师傅，窄而长的是庄毅。两道人影重叠在一起，又分开，再重叠，再分开，像两条纠缠不清的线，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缓缓地向前移动。
回到工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赵师傅把手推车推回仓库的角落，把手套摘下来，拍打了几下，塞进工装的口袋里。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庄毅。
“今天的事，不要跟别人说。”他的语气像是命令，又像是劝说，像是在嘱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是来活的，不是来打架的。”
庄毅点了点头。
他不是怕赵师傅，也不是怕厂里知道，他是怕庄母知道。庄母如果知道他今天差点和人动手，她一定会哭。她哭够了，他不想让她再哭了。
赵师傅又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身体微微前倾，步幅稳定，像一台装了节拍器的老机器。但庄毅觉得，那个背影今天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像多了一些什么，又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下班的时候，庄毅照例去财务室领了当天的工资。八十块，装在信封里，和之前的钱一起放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现在已经有一小沓钱了——十天的工资，八百块。加上今天这八十，八百八。他每天晚上都会把钱拿出来数一遍，一张一张地数，像是在确认这些东西是真的，不是做梦。这些钱是他用双手挣来的，每一张都沾着他的汗水，每一张都是他对庄母承诺的一部分。
回家的公交车上，庄毅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城市在暮色中慢慢亮起来。路边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条发光的长龙，蜿蜒着伸向远方。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今天那个小姑娘的脸——泪痕未，眼睛红红的，但那双眼睛里有光了。不是恐惧的光，是希望的光。
他不知道自己今天做得对不对。赵师傅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道理他懂。他上辈子就是个惹事的人，知道惹事的后果。但他今天没有惹事，他只是没有躲事。这两者之间有一条线，很细，但很重要。
他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但他今天跨过去了。
跨过去之后，他还在人间。
没有被打死，没有进派出所，没有被工厂开除，没有被庄母知道。一切都没有变。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变了。在他心里，在赵师傅心里，在那个小姑娘心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悄悄地改变了。
他想起了赵师傅那句话——“不怕？”
他想，他怕的东西变了。以前他怕死，怕输，怕被人看不起，怕失去一切。现在他怕的东西更具体了——怕庄母哭，怕那个小姑娘再露出那样的眼神，怕自己再变成那个拿着铁棍对别人、让别人害怕的样子。
这些怕，比怕死更重。但也更好，因为有了这些怕，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