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马塞约。清晨五点。
天还没亮。布鲁娜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身旁是一只塞得鼓鼓的旧行李箱——蓝色的硬壳箱，一角有道裂纹，是姐姐安娜用了三年后淘汰下来的。箱子里装着她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凉鞋（母亲特意买的）、一管润唇膏、一本翻烂了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一个装着全家合照的塑料相框。
母亲伯纳黛特站在她身后，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出来。她的手指紧紧攥着一条旧围巾——那是她出门时习惯性的动作，和情绪无关，只是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握在手里。
父亲瓦尔德里奥已经把行李箱搬到了门口等候的出租车上。他的动作很慢，比平时慢得多——仿佛通过放慢速度，就可以让离别这件事也跟着慢下来。
姐姐安娜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前。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下唇微微抖动了一下——只有布鲁娜注意到了。
“东西都带齐了？”伯纳黛特问。这是她在过去半小时里第四次问这个问题。
“都带齐了，妈妈。”
“钱呢？路易斯先生说公司会安排住宿，但你身上还是要带一点——”
“带了。你给我的钱都在钱包里。”
“吃的呢？飞机上的餐食不好吃——”
“妈妈。”布鲁娜转过身，看着母亲。
清晨的微光刚刚从东方的海平线上透出来，灰蓝色的天幕下，街灯还没有熄灭。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布鲁娜·特诺里奥的面孔呈现出一种近乎超现实的美——那双棕绿色的眼睛在破晓的微光中深沉如潭，睫毛上沾着清晨的水汽。她的颧骨被街灯的侧光照亮了一侧，另一侧沉没在阴影中，这种半明半暗的对比让她的面部线条看起来像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暗法油画。她的嘴唇紧抿着，唇线因为紧绷而更加锐利分明。
她没有哭。但她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
“我会没事的。”她说。
然后她抱住了母亲。
伯纳黛特终于哭了。那种哭法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只有眼泪在流的、几乎连肩膀都不颤抖的哭法。那是母亲们特有的哭泣方式——把悲伤压缩到最小的体积，藏在最安静的角落里释放，生怕让出行的孩子看到了会动摇。
“去吧。”伯纳黛特松开了她，用围巾的一角擦了擦脸，”去做你的事情。”
布鲁娜又抱了抱父亲和姐姐。瓦尔德里奥拍了拍她的后背，说：”每周打电话回家。”安娜在她耳边小声说了一句：”给我带圣保罗的巧克力。”
她笑了。
然后她拎着行李箱，走向出租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透过车窗看到了三个人站在家门口的身影。母亲的围巾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父亲的手搭在母亲的肩上。姐姐的手从前放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举起来挥了挥。
出租车启动了。
马塞约的街道在车窗外缓缓退去——杂货店、学校的围墙、坦博海滩的方向指示牌、九重葛开满了的矮墙。这些她生活了十五年的景物一一闪过，像是一本被快速翻阅的相册。
她没有回头。
不是因为不舍。
而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回头，她可能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