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三月的一个清晨。山上的桃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铺了半山坡，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像一场下不完的、无声无息的雪。他站在茅屋门口，看着那些花瓣一片一片地从枝头脱落，在空中打几个旋，然后落在泥土里，落在石头上，落在他脚面上，忽然就想通了。
他今年十七岁了。虚岁十八。郑鸿声说，按照大明的律例，童试三年两考，下一次县试在明年春天，他要考，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不是读书的准备——书他早就读完了，郑鸿声说他现在的学问考个秀才绰绰有余——是户籍的准备。他没有户籍，他的户籍在王家的册子上写着“痘疮夭亡”，一个死了快十年的人要重新活过来参加科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不容易也得做。
王越知道郑鸿声的身体撑不了太久了。老头不说，可他能看出来。郑鸿声的咳嗽从去年冬天就没断过，开春了也不见好，有时候咳起来弯着腰扶着墙，脸憋得通红，好半天才能缓过来。他的手也开始抖了，切药的时候刀片会歪，以前一片黄芪切得薄如蝉翼，现在切出来的厚薄不均，有些切着切着就断了。王越接过他的刀帮他切，他不肯，夺回去继续切，嘴里念叨着：“我还没老到连刀都拿不稳。”
可他知道，郑鸿声老了。
他想在郑鸿声还活着的时候，让这个老人看见他考中秀才，看见他没有白教这个学生，看见他的学问在这个被蛇咬过、被马疤子打过、被全世界踩在脚下的少年身上，开出了花，结出了果。这是他唯一能报答郑鸿声的方式。不是给他买米买面，不是给他盖新房子，是让他活着的时候，看见他这辈子教过的最好的学生，站在考场上，用他教的学问，考出一个他从来没能考出来的功名。
那天晚上，吃完饭后，王越没有像往常一样收拾碗筷。他坐在桌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看着对面的郑鸿声。
“老师，”王越说，“我要去清水镇。考县试。”
郑鸿声正在用袖子擦碗，动作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王越，看了很久。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在他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那些皱纹在光影里显得更深了，像一道道被岁月刻出来的沟壑。
“你想好了？”郑鸿声问。
“想好了。”
“户籍的事怎么办？”
王越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铺在桌上。纸是旧的，泛黄，边角有些破损，可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是一个人的户籍文书，名字、籍贯、年貌、三代履历，一应俱全。郑鸿声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看了半天，抬起头来，眼睛里全是惊讶。
“清水镇陈家巷，户主陈沈氏，养子陈越，年十七……”他念出声来，念到一半就停了，把老花镜摘下来，定定地看着王越，“这是谁给你办的？”
“沈氏，”王越说，“三年前她走的那天晚上，把这张户籍塞在了灶房的碗柜后面。我那天回去拿碗的时候发现的。她大概早就办好了，只是一直没给我。”
郑鸿声拿着那张纸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老，是因为他忽然明白了——那个他只听说过、从没见过面的沈氏，那个带着女儿不告而别的寡妇，在离开之前，给王越留了最后一样东西。不是一个碗，不是一件衣裳，是一个身份。一个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活在这个世上的、官府承认的、不会被任何人当作“不存在”的身份。
“她是个好人，”郑鸿声把户籍纸小心地叠好，递还给王越，声音有些哑，“你以后要是能找到她，替我谢谢她。”
王越把户籍纸揣回怀里，贴身放着，和那颗玻璃珠子放在一起。
“我明天就走，”王越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稳，“先去镇上找个地方住下来，把户籍落到陈家巷，然后去县学报名。县试在明年春天，还有不到一年。这一年我在镇上找个活，能养活自己，不用您心。”
郑鸿声听着，一句都没反驳。他只是在王越说完之后，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站起来，走到木架子前，从最上面一层取下一只布包。布包不大，深蓝色的粗布，洗得发白，边角磨得起毛了。他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系带，里面是几本书和一个小布袋。
“这些书你带上，”郑鸿声把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摊在桌上，“《四书章句集注》《诗经》《礼记》——这几本你要再细读，县试考的不光是认字，是你能不能把圣人的话讲明白。你的底子够了，可你在山上待了三年，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考场上的规矩，不知道考官想要什么样的文章。”他顿了顿，从书堆最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没有字，“这是我当年在京城教书时整理的一些科举心得，你带着看，看完烧了，别让别人看见。”
王越接过那本小册子，翻开第一页，上面是郑鸿声的字迹，端正的馆阁体，一笔一划不苟。不是他平时写药方的那种飞白体，是正正经经的、写折子用的馆阁体。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墨色浓淡均匀，行距字距丝毫不差。
他又翻了一页，看到自己在王家那间小黑屋里，用炭条在墙上练字时的样子。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从王家一路走到这里，从墙底下走到山上，从连饭都吃不饱的私生子走到即将参加科举的考生，走得不是路，是命。
郑鸿声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袋，搁在书旁边。布袋沉甸甸的，落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这里有些碎银子，不多，够你在镇上安顿下来，租间屋子，买些纸墨，”郑鸿声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山上风大、出门多穿件衣裳，“我采药攒的，本来打算给自己买口棺材，后来想想，棺材不用买，山上木头多的是，到时候你砍几棵给我钉一口就行。这银子你拿着用。”
王越看着那个小布袋，没有伸手去拿。他的眼眶红了，红得厉害，可他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今年十七岁了。十七岁的男人不能再哭了。
“拿着。”郑鸿声把布袋塞进他手里。老头的手碰到他手心的那一刻，王越感觉到了那双手的温度。凉，不是那种冬天的凉，是一种老人特有的、血液流不到末梢的、让人觉得心酸的凉。
“老师，”王越的声音有些发紧，“我考完试就回来。”
郑鸿声笑了。不是那种不舍的、苦楚的笑，是那种“我知道了”的、简单的笑。“你考上了就不回来了。秀才要在县学读书，你能一边在山上采药一边读书？又不是让你不回来了，考上了是好事，你回来什么？回来采药？”
王越语塞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郑鸿声站起来，走到灶房，不一会儿端了一碗酒出来。酒是浊的，浑黄浑黄的，碗底还有没滤净的酒糟。他自己酿的，用山上的野果子和糙米，酿出来的酒又酸又涩，不好喝，可他每年都要酿一坛。他说不为了喝，为了过年的时候有个举杯的意思。
“喝了，”郑鸿声把酒碗推到王越面前，“喝了这碗酒，你就不是我养在山上采药的小徒弟了。你是要去考秀才的读书人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子。你有出息了，我在山上替你高兴。你没出息了，山上这间破茅屋还在，你随时回来。”
王越端起那碗酒，一饮而尽。
酒又酸又涩，辣得他嗓子眼发烫，呛得他咳了两声。可他没有皱眉头，他把碗底朝天地亮给郑鸿声看，一滴不剩。
郑鸿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王越没有睡。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几本书，一小袋碎银子，一身换洗的衣裳，那把老道士留下的短刀，户籍纸，玻璃珠子，碎瓷片。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刚好装进一个布包袱，不大，不重，一只手就能拎起来。
他坐在床沿上，看着这间住了三年的屋子。土墙，木窗，茅草屋顶，那张歪歪扭扭的书桌，那把坐了三年已经磨得光滑发亮的木椅，墙上用炭条写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些字还是他三年前写的，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认出来。
他在黑暗中伸出手，把墙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用手指，没有炭条，就在黑暗中凭着记忆和触感，一笔一划地描。描到“远”字的最后一笔，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收了回来。
天快亮的时候，王越推开了茅屋的门。
郑鸿声已经站在门口了。不知道站了多久，花白的头发上沾着露水，袍子的下摆被露水打湿了，贴在腿上。他没有说话，王越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一道门槛。以前王越跨过这道门槛，是去采药，是去打水，是去劈柴，过几个时辰就回来了。这一次跨过去，回来的子就说不准了。
王越把包袱背在肩上，在郑鸿声面前跪了下来。结结实实地跪，膝盖砸在门槛外面的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响。他磕了三个头。第一个头磕下去的时候，额头顶着冰凉的石板，他想的是郑鸿声把他从草窠子里背回来的那个清晨。第二个头，他想的是郑鸿声在油灯下教他认字，灶台灰上写的那个“性”字。第三个头，他想的是郑鸿声自己舍不得吃鸡蛋、把炒鸡蛋全都推到他面前的那个傍晚。
三个头磕完，王越站起来，没有拍膝盖上的土。他转过身，背着包袱，沿着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山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他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郑鸿声站在门口，看着少年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被山路拐弯处的一片树林挡住了。那个宽阔的、挺拔的、像一把出鞘的刀一样的背影，从视野里消失的那一刻，郑鸿声忽然觉得，自己站了六十六年的这双腿，忽然软了一下。
他扶着门框，慢慢地坐在了门槛上。
月亮还挂在天上，西边的，淡淡的，像被人用水洗过一遍，颜色褪得差不多了。东边的天已经开始发白，一线鱼肚白从山脊后面漫上来，不急不慢的，像有人在用一支巨大的毛笔蘸着淡墨，一笔一笔地涂抹。
郑鸿声坐在门槛上，看着王越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回了屋里。灶台上还温着粥，他盛了一碗，放在桌上，对面摆了一副碗筷。以前这副碗筷是王越的，每天早饭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低着头喝粥，喝完了把碗伸过来让郑鸿声再盛一碗。
郑鸿声一个人坐在桌边，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粥，又放下了。粥还是那个味道，不稠不稀，米粒熬得开了花，喝起来糯糯的。可他觉得今天这碗粥有点苦，不是粥苦，是喝粥的人心里苦，喝什么都苦。
他把粥碗放下，走到王越的屋子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被子上面，床头的墙上那行炭条写的字被重新描过了，墨色新鲜，一看就是昨晚刚描的。书桌收拾得净净，笔架上的毛笔洗过了，挂在架子上沥水，笔尖朝着同一个方向，整整齐齐的。
郑鸿声在那张空荡荡的床沿上坐了下来，坐了很久。
窗外，天彻底亮了。桃花还在落，风一吹，花瓣就飘进窗来，落在净的桌面上，落在空荡荡的笔架上，落在那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炭字旁边。
任重而道远。郑鸿声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几个字，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那个孩子走了。带着他的碎瓷片，带着他的玻璃珠子，带着他贴身的户籍纸，带着老道士留给他的那把刀，带着郑鸿声三年多来塞进他脑子里的所有东西，下山去了。
前路漫漫，他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