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女人的声音，年轻的，带着哭腔。
我坐直了：“我在，你说。”
“姑娘，你能帮我寄封信吗？”
“能。寄给谁？”
“寄给我娘。她在苏州，城南桂花巷，门口有棵石榴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秀兰。”
“秀兰，信上写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断断续续的。
“就说……女儿不孝，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跟娘说一声。让娘别等我了，别再托人找我了。我……我已经不在了。”
“还有，”秀兰的声音更轻了，“跟娘说，对不起。当初不该跟她吵架，不该一个人跑到上海来。都是我的错。”
我用袖子擦了擦脸：“还有吗？”
“没了。就这些。”
“好，我明天就去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邮局。我不知道苏州城南桂花巷具体的地址，只写了“苏州城南桂花巷，门口有石榴树，秀兰的母亲收”。
邮局的人看了我一眼：“这地址也太模糊了，不一定能送到。”
“麻烦您尽量。”我多给了两个铜板。
那天晚上，子时，我站在台上，刚要开嗓，就看见台下第三排那个位置亮了一下。
我举起铜镜——老头还在，坐在老位置上。但他旁边多了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穿着灰布军装，瘦瘦高高的，坐在老头右手边。他的脸很年轻，十八九岁的样子，眉眼跟老头有几分像。
老头在笑。
他侧着头看旁边的年轻人，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年轻人也在笑，嘴巴动着，像是在跟老头说什么。
那个年轻人，就是老头的儿子。
他来了。也许是我唱了《四郎探母》，他听见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他来了，坐在他爹旁边。
我放下镜子，开始唱。
“我本是金枝玉叶……”
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两个人的掌声。一个沉闷，一个清脆。
唱完了，我举起镜子再看——第三排那两个位置空了。
老头和他儿子，都不在了。
他们走了。一起走了。
我站在台上，嘴角翘了一下，眼眶却热了。忍住了。
这是我送走的第二对。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晚子时开嗓，唱一出戏。唱完之后，坐在台边，等他们跟我说话。
有人想听戏，我就唱。有人想说话，我就听。有人有事要办，我就帮。
第一个月，我送走了三个人。
秀兰的信寄到了。第七天晚上，秀兰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说她看见她娘在烧纸钱，嘴里念叨着“兰儿，娘知道了，娘不怪你”。
秀兰道了谢，走了。
第二个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掌柜的打扮。他的执念是一笔账——他欠了隔壁布庄三十块大洋，死的时候没还上，怕人家找他家里人的麻烦。我去布庄打听了一下，早还了。他当晚就走了。
还有一个小孩，七八岁的样子。他不说话，每晚就坐在最后一排，抱着膝盖。我唱了好几天戏他都不理我，后来有一天我唱了首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突然抬起头来看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拐子拐走的，死在了路上。他想回家，但他不记得家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