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
“好。那就谈。”
张律师第二天下午来了。
婆婆也来了。
没有提前说，直接出现在门口，说“这种事，妈来看着，省得你们两个闹起来”。
我给她开了门。
张律师把离婚协议书摆在茶几上，逐条说明。
“婚房，双方各50%，考虑到林女士多年全职照顾家庭，建议额外补偿10万……”
我拿起协议书翻了翻。
“孩子归父亲？”
“孩子现在五岁，考虑到父亲的经济能力更强……”
“孩子跟我。”
我把协议书放回去。
张律师看了陈浩一眼。
陈浩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你怎么养？”
“这是我的事。”
婆婆在旁边开口了：
“念念啊，你想清楚，孩子跟你，一个没收入的妈，孩子能过什么子？”
我转头看她。
“王阿姨，”我叫了她五年的妈，那天起改口了，“你儿子在外面包了四年，你是知情人，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可以单独谈。”
婆婆的脸红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行，那我说的只是假设。”
我平静地说：
“张律师，协议书我需要仔细看，不是现在就签。”
张律师收起公文包。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点什么——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全职妻子，没收入，最后能要到多少算多少。
他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没关系。
那个晚上，陈浩又住书房。
我把孩子哄睡之后，给谢律师发了消息：
“他们明天应该还会来谈，我准备那天把资产情况摊开。”
谢律师回复：
“好，我陪你去。”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林女士，你淡定就好，剩下的交给数字。”
我把手机放下，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孩子在我身边睡着，呼吸匀称，脸蛋圆乎乎的。
她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头。
她只知道妈妈每天在，给她做早饭，接她上学，陪她看睡前故事。
那是五年里，我唯一一件确定做对了的事。
4.
第二天，婆婆来了，不是一个人。
带来了陈浩的大姑、大姑父，还有一个我叫三叔的远亲。
说是“家事，大家一起见证，说清楚”。
实际上，是来用人头压我的。
谢律师坐在我右手边。
张律师坐在陈浩左手边。
大姑坐在沙发一角，端着茶，表情还没开口就在说：你一个没工作的妇女，还想怎样。
三叔坐在角落，低着头，但他在这里，是个信号——家族会议，用舆论人就范。
我坐在主椅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
没有说话。
等他们都坐定了，我才开口。
“那我们开始吧。”
婆婆先说话，是那套说辞：
“念念，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件事最好和和气气地解决，不要闹得太难看……”
“我结婚八年，”我说，“从来没主动闹过一次。”
她停了一下，继续：
“你这五年，主要是在家带孩子……建国这五年供着这个家，也不容易……”
“供这个家？”
我放下茶杯。
“王阿姨，我这里有一份账单，我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