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锁从外面扣上了。
六天。
每天一碗凉粥。
没有人来看过我一眼。
第六天下午。
来开门的人看到的，是蜷缩在墙角、嘴唇发乌、浑身冰凉的我。
在盐碱地里熬坏的身体，扛不住了。
关节炎、胃病、肺上的老毛病，像是约好了一样同时发作。
我死在了1981年的冬天。
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因为到最后一刻，我都在等。
等一个人来开门。
等一个人说——
“晚棠，回来吃饭吧。”
没有等到。
1
再睁眼。
鼻腔里是蜂窝煤和白菜豆腐的味道。
耳边是隔壁院子老王家的收音机在放新闻。
还有水龙头滴滴答答漏水的声音——妈妈说过一百遍要修，爸爸每次都说”明天”，然后就没有明天了。
我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枯叶。
我盯着那块水渍看了很久。
这个水渍我记得。
上辈子也在这里。后来我们走了，走了十三年，回来的时候这间屋子已经分给了别人住，天花板重新粉刷过了。
那块枯叶形状的水渍，就跟我在这个家里存在过的痕迹一样——
被轻轻抹掉了，净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
我慢慢坐起来。
低头看自己的手——
白的，嫩的，指甲修剪得圆圆的，手心净光滑。
没有老茧。没有裂口。没有那被盐碱泡得永远伸不直的食指。
我攥了攥拳头，又松开。
反复了三次。
然后翻下床，赤脚踩在水泥地面上。
凉。
但不是盐碱地那种能把脚底皮肤冻裂的凉。
只是初秋夜晚、南方城市、正常的凉。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
那是一盏绿色灯罩的铁皮台灯，开关拧起来会发出”咔嗒”一声，灯泡是十五瓦的，光线昏黄。
台历。
我翻开台历。
1968年，8月21。
上面有我用铅笔画的叉——每过一天划掉一天，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快速在脑子里算——
父亲收到下放通知是9月初。
距离现在还有十天左右。
够了。
2
第二天清早。
“晚棠！起床！吃饭了！”
妈妈的声音从堂屋传过来，中气十足，带着一点不耐烦。
我已经穿好了衣服。
白色衬衫、蓝色长裤、黑布鞋。头发扎成一马尾。
推开门的瞬间，阳光从走廊尽头照过来，亮得我眯了一下眼。
堂屋里。
父亲坐在正中间，穿着绿色军便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脊背挺得像一杆旗杆。
他面前摆着一碗杂粮粥、一碟咸菜、半个杂面馒头。
姐姐坐在他右手边。
十五岁的姜晚霜，两辫子乌黑油亮，刘海齐齐整整地贴在额头上，正低头看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她连吃饭都在看书。
妈妈端着一碗热粥从厨房出来，笑盈盈地放到姐姐面前——
“念霜，先把书放下，吃完再看。粥凉了对胃不好。”
“知道了妈。”
姐姐乖巧地合上书，拿起筷子。
妈妈又回厨房端了一碗出来，放到父亲面前——
“老姜，今天的馒头里掺了点白面，你多吃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