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一下，翻了个身，背对着她：“嗯。”
“我也是。”她也翻了个身，声音低了点，“去年考了三百多分，家里不让复读，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让我出来挣钱，给我弟娶媳妇。你呢？考了多少？”
我没回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蒙住头。
我不想说，不想告诉她，我考了658分，本可以去北京，本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却被自己的亲妈和亲弟，推到了这暗无天的电子厂。
她也不追问，过了一会儿又说：“认命吧。咱们这种出身的人，命就这样。一辈子困在这厂里，嫁个厂里的工人，生个孩子，一辈子就过去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憋着一口气。
——什么命？我才十九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凭什么就要认命？
进厂第一个月，发了工资，我留了三百块钱当生活费，剩下的全寄回了家。然后在县城的书店，买了汉语言文学本科的自考教材，厚厚的十三本，垒在枕头边上，占了小半张床。
阿英看见了，眼睛瞪得老大：“你还想考大学？自考？”
“嗯。”我摸着教材的封面，指尖带着期待。
“在厂里考？”她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带着惋惜的、“你真天真”的笑，“林念，你知道咱们每天多少小时？十二个小时！下班回去腿都软了，饭都不想吃，你还有力气看书？别折腾了，没用的。”
我没反驳。
我知道，说再多都没用，不如做给她看。
那天晚上熄灯后，我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背《古代文学作品选》。光从被角漏出去，在墙上投下淡淡的光斑。阿英翻了个身，没说话。我以为她睡了，却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
第二个月发工资，我留了三百，剩下一千五全寄回家。
我妈打电话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吵，应该是在服装厂，缝纫机的声音嗡嗡响。她没问我在厂里怎么样，累不累，吃没吃饱，只说：“钱收到了。下个月多寄点，你弟要报补习班，一对一的，一节课要五十块。”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厂区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穿蓝色工服的人。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疲惫，眼里没有光。
电话亭的玻璃映着我的脸。头发乱糟糟的，脸色蜡黄，眼里带着红血丝——哪里还有半分高中生的样子？
我站了很久，直到风吹得我浑身发冷，才转身回宿舍。
那天下班后，我把自考教材翻出来，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
林念，你要是认命，你就真完了。
第一次自考是三月份，春暖花开，厂区外的柳树发了芽，嫩绿色的枝条在风里飘。
我提前跟班长请了假，扣了两天的计件奖金，坐两个小时的公交，摇摇晃晃去市里考试。
考场是一所中学，校门口站着很多年轻人——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穿着净衬衫的上班族，有人在低头看书，有人在互相讨论。有人像我一样，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脸上带着疲惫和紧张，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准考证。
我站在考场门口，看着那些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脸，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本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为了梦想努力。而不是在电子厂熬了三个月，满身疲惫地来参加自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