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5，清晨六点。
天还没亮透，招待所门口已经停了一辆绿色的越野车。周建国站在车旁抽烟，脚边堆着几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我走过去。
“周哥，这么早？”
他把烟掐了。
“路远。早点走，能多看几个地方。”
我看了看那辆越野车。车身上满是泥点子，保险杠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显然没少跑山路。
“这车……”
“我的专车。”他嘿嘿笑了一声，“跑了八年了，二十万公里，全省的县都跑遍了。您别嫌弃。”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衡琴跟着上车，坐在后排。
周建国发动车子，刚准备走，远处有人跑过来。
刘局长。
他穿着一身半旧的工装，背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跑得气喘吁吁。
“周局长，等等我！”
周建国看了我一眼。
我点点头。
刘局长拉开车门，坐进来。他坐在衡琴旁边，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
车子驶出济南城，往南走。
—
上午九点，沂源县。
这是我们跑的第一个县。周建国说，从这儿开始，一路往南，进沂蒙山区。
车子在县城停了一下，接上一个当地的邮递员。那人姓孙，四十多岁，脸晒得黝黑，看见我们几个，有些拘谨。
“孙师傅，”周建国说，“今天您带路。咱们去最远的那条邮路。”
孙师傅愣了一下。
“最远的？周局长，那条路不好走……”
“就是要走不好走的。”周建国说，“李局长想看真的。”
孙师傅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点点头。
他没再说什么，上了车。
车子继续往南开。出了县城，柏油路变成水泥路，水泥路变成砂石路，砂石路变成土路。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两边的山越来越高。
衡琴在后排，紧紧抓着扶手，脸有些白。她不晕车，但这路实在太颠了。
刘局长倒是一声不吭，一直看着窗外。
“孙师傅，”我问，“这条路，您跑多少年了？”
“十八年了。”他说，“从当邮递员第一天，就跑这条路。”
“多长？”
“单程一百二十里。骑摩托车，跑三个半小时。送完信，再跑回来，天就黑了。”
我沉默了几秒。
一百二十里山路，每天跑一个来回。十八年。
“冬天也跑？”
“跑。”他说，“下雪也得跑。那些山里的人，就等着我们送东西进去。”
“摩托车能行？”
“雪大的时候不行。那就走路。穿解放鞋，走一天。”
我看着窗外。
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险。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深深的沟壑。车轮子压着路边走，稍微偏一点，就可能翻下去。
“孙师傅，”我说，“停一下车。”
他愣了一下，把车停在路边。
我下车，走到路边，往下看了一眼。
沟很深，至少几十米。沟底有一条小河，河水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站了几秒，回到车上。
“走吧。”
孙师傅看了看我，没说话，继续开车。
—
中午十二点，扎拉乡邮政所。
不对，不叫扎拉乡。这是沂蒙山区，不叫那个名字。但那个邮政所，和扎西多吉信里写的那个，好像没什么区别。
一间石头垒的房子，墙上刷着绿色的漆，漆皮已经剥落了大半。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沂源县邮政局石匣子邮政所。
门开着。
我们走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光线从那里透进来，落在柜台后面一个老人的脸上。
他坐在那里，戴着老花镜，正在分信。看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孙师傅？你怎么又来了？今天不是刚跑过吗？”
孙师傅笑了。
“老李，不是我。是领导来看你。”
老人看着我，目光里有些疑惑。
“领导？”
我走过去，伸出手。
“老师傅，您好。我叫李东，从京城来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才敢握上来。
“京城来的？哎呀，我这地方……”
他的手很糙，全是老茧，握在手里像砂纸。
“老师傅，您在这儿多少年了？”
“我？”他想了想，“1970年来的，到现在……二十八年了。”
二十八年。
我看了看这间屋子。水泥地面，石灰墙，一张破旧的柜台，一个分信用的木架子，几捆没送完的报纸。
“老师傅，您一个人？”
“一个人够了。”他说，“这地方偏，一天没几封信。就是那些报纸，得按时送。”
“送多远？”
他指了指门外。
“翻过那座山，还有七八户人家。远的要走三个小时。”
我沉默了。
周建国在旁边说：“老李，你这二十八年，跑坏多少双鞋？”
老人想了想。
“那算不清了。一年怎么也得三四双。二十八年，一百来双吧。”
一百双解放鞋。
一百双。
刘局长站在门口，一直没说话。但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
下午两点，我们在邮政所里吃了午饭。
说是午饭，其实就是煎饼卷大葱，还有一壶白开水。老人说，他平时就吃这个，习惯了。
我们几个人坐在柜台旁边，就着那壶水，吃煎饼。
刘局长一直没说话。
他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嚼着煎饼，看着墙上的那些东西——一张褪色的地图，几张发黄的奖状，还有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民邮政为人民”。
吃完，他忽然开口。
“老李，”他问，“你这二十八年，有没有想过不了？”
老人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想过。前些年，我老伴还在的时候，总念叨让我调回县城。说这地方太苦，冬天冷，夏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低下头，沉默了几秒。
“后来她走了。我也就不想了。”
刘局长没说话。
老人抬起头，看着那面锦旗。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但有一条，我对得起这身绿衣服。那些山里的人，看见我就笑。他们说，老李来了，外面的东西就来了。”
他顿了顿。
“就这句话，值了。”
刘局长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山。
我看不见他的脸。
—
下午四点，我们离开邮政所。
老人站在门口，一直看着我们的车走远。
车子拐过一个弯，再也看不见了。
周建国在前面开车，没说话。
孙师傅也没说话。
衡琴在后排，眼睛有些红。
刘局长坐在她旁边，还是看着窗外。
车子开了一个小时，他忽然开口。
“李局长。”
我回过头。
“刘局长？”
他看着窗外，没看我。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二十八年，白了。”
我愣了一下。
“刘局长，您这话……”
“我一直在算账。”他说，“算成本，算效益，算哪个局赚了，哪个局亏了。我从来没想过，那些‘亏’的地方，有人用脚在跑。”
他转过头，看着我。
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李局长，您那篇文章最后那句话，我问您——我的理想还在吗？”
我看着他。
他苦笑了一下。
“我告诉您——还在。但以前我不知道它在哪。今天我知道了。”
他没再说下去。
我也没问。
车子继续往前开。
沂蒙山区的傍晚，天边烧起一片红霞，把整条山路染成了金色。
—
晚上七点，沂水县城。
周建国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几碗面。
刘局长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李局长，”他说，“明天开始，我陪您跑。”
我看着他。
“您不是说，要亲眼看看我是什么人？”
他点点头。
“今天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
“看见了一个比我傻的人。”
我愣了一下。
他继续说：“您在会上说，出事您兜着。我当时觉得您是演戏。今天跑了一天，我信了。一个演戏的人，不会跑这种路。”
他端起面碗，喝了一口汤。
“明天，我陪您跑。跑完山东所有县。”
我看了他几秒。
“刘局长，您想好了？”
他点点头。
“想好了。”
周建国在旁边笑了。
“老刘啊老刘，你这是要叛变？”
刘局长瞪了他一眼。
“叛什么变？我这是归队。”
几个人都笑了。
—
夜里九点，沂水县招待所。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沂水是个小县城，晚上九点街上就没人了，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
衡琴敲门进来。
“李局长，有您的电报。刚转过来的。”
我接过来。
发报地：西藏那曲。
内容：
李局长叔叔，我阿爸说，扎拉乡的邮路，今年冬天要加一趟。雪太大，怕信送不进去。他说您要是在山东，就去山东跑。西藏的事，有我们。
扎西多吉
我把电报看了三遍。
然后我笑了。
衡琴看着我。
“李局长？”
我把电报递给她。
她看完，抬起头。
“他阿爸……还在跑？”
“腿坏了。”我说，“但心还在跑。”
她没说话。
窗外，沂水的夜很静。
远处有狗叫声，隐隐约约的。
“衡琴，”我说，“明天开始，咱们要把山东所有的县都跑一遍。”
“我知道。”
“会很累。”
“我知道。”
“可能会出问题，会吵架，会有人不服。”
“我知道。”
我看着她。
“那你还跟着？”
她抬起头。
“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这一次，她没有脸红。
眼睛就那么看着我，亮亮的，稳稳的。
我沉默了几秒。
然后我点了点头。
“好。”
—
夜里十一点，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今天的事。
那个二十八年没离开过的老人，那双像砂纸一样的手，那面褪了色的锦旗。
还有刘局长那句话：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二十八年，白了。”
他没白。
他只是太久没在路上跑了。
办公室里坐久了，就会忘记路有多长，鞋有多费，人心有多重。
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
窗外，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落下一道白。
明天，还要接着跑。
沂蒙山跑完了，还有沂山，还有泰山，还有黄河两岸。
一百多个县，几万公里路。
够跑一阵子了。
但我不急。
因为我知道，每跑一步，那张网就牢一分。
每见一个人，那颗心就热一分。
就像扎西多吉他阿爸说的——
“西藏的事，有我们。”
山东的事，也有我们。
全国的事，都有我们。
那些在路上的人，一直都在。
我只是需要去找到他们，看见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跑。
窗外的月光很亮。
我闭上眼睛。
明天，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