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首都开始学习。
整整三年时间，学习的子很充实。
我白天泡在车间如饥似渴地研究代码和机加工，晚上则点着油灯学德语。
同学说，我不像工人，倒像是农民——
一个跟老天抢时间的农民。
我听了之后并不反驳。
上辈子，我在自怨自艾中浪费了整整七年时间。
这辈子我要把失去每一年加倍过回来。
培训结束的那天，专家拍了拍我的肩膀，
“徐同志，你是这批学生里我见过最懂机加工的人。”
“首都研究院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
不等他把条件说完，我就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您，但是我得回工厂去。”
“有人在等着我回去。”
专家笑了笑，也不强求，
“行，但这个位置我永远给你留着。”
一瞬间，我有些恍然。
小时候，家里每次买什么好东西，姐姐都会先拿走一半。
每当我想去拿另一半的时候，父母总会把我的手打掉，
“这些你得给你姐姐留。”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给我留着。
而不是让我留下。
徐应流，第一次将命运牢牢握在手中。
1995年，我踩着盛夏的余热从首都回到了东北，带回了数控技术。
一开始的推行并不顺利，工人们不仅本不认可我的工作，还喊着要把我赶出工厂。
直到一个月后，工厂来了一批新订单。
这段时间来，工业繁荣的泡沫已经有被戳破的预兆。
来自上面的订单越来越少，工厂几个月以来都持续亏钱，急需承接私企的单子回流。
只是订单的材料跟要求的精度让许多工人犯了愁。
如果只靠高级别的铣工，是绝对赶不上交期的。
有人把目光移向了我，窃窃私语，
“应流这姑娘天天吹她那什么数控又快又好，要不让她试试？”
“能行吗？这可是笔大单，要是搞砸了我们都得跟着挨骂。”
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一字一句说：
“我可以拿走一半的订单，有任何失误，我一个人抗。”
就这样，我一个人撑起了半个铣工车间的工作量。
我熬了七个大夜，编写了一整套精准无误的代码。
期间已经有手快的工人做了几十套出来，看到我，眉间难掩得意，
“不是说你的数控车床又快又好吗？一个礼拜了，你的产品呢？不会一套还没做好吧？”
周围传来一阵阵嗤笑。
那人似乎觉得不够过瘾，
“有些人啊，做不到就别吹牛，最后还不是要我们来做？”
我扫了一眼他手里的工件，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
“键槽那里走刀歪了。”
那人不服气地叫嚣道：
“这在正常误差允许范围内的！”
就在这时，门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出事了！我们刚交过去的那批抽检不合格！”
“客户说这个零件对他们很重要，需要我们大量返工，实在不行他们那边就找别的工厂做了！”
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知道这笔订单失败意味着什么。
不仅没有血本无归，还需要赔上一大笔材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