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吴凯说的”出手”，来得比陈墨预计的还要快——出手的方式也和他预想的不完全一样。
他在论坛结束回到公寓的两个小时后，收到了一份律师函。
发件方：华芯集团法务部。
内容：华芯集团认为，陈墨在今论坛上发表的技术报告及对比数据，涉嫌对华芯集团”芯联一号”产品造成不正当竞争性损害，华芯集团就此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并要求陈墨及墨矩科技在四十八小时内发表公开声明，澄清相关”误导性信息”。
陈墨把律师函看了一遍，放在一边，给自己的律师发了一封邮件，把函件转过去，说：回一封标准函，告知对方我们的技术数据有完整的来源证明，不存在误导性，并说明我方保留对这封律师函本身提起不正当竞争指控的权利。
然后他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事情的规模已经扩大了。
华芯集团在官方账号上发了一条声明，措辞严谨，说他们注意到”市场上出现了关于量子神经接口技术参数的一些混淆性信息”，他们将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澄清，并对”恶意散布不实竞争信息的行为”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这条声明没有点名，但时间节点和内容方向都非常明确。
配合这条声明，有三个科技媒体账号在当天发布了文章，角度各异，但共同指向了同一件事：陈墨和墨矩科技的数据”存疑”，引用了几个匿名”业内人士”的说法，说v2.0的测试数据”过于理想化，缺乏行业权威认证”。
匿名，所以无法验证，也无法追责。
陈墨把这三篇文章各自的发布时间记录下来，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间隔均匀，像是有人在做排期发布。
他给吴凯发了一条消息，把三篇文章的链接发过去：
“你看到了吗？”
吴凯回：”看到了，我在联系那三个账号的背后编辑，看看是谁委托的。”
然后吴凯又补了一句：
“另外，我昨天查到了一件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那三十七人联署里的赵立群——你之前让我注意他的——昨天他出现在了国家医疗器械审评中心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会议内容不公开，但据我的线人说，会议涉及到了三类神经接口器械的审评标准修订。”
陈墨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
审评标准修订。
如果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引入了某些华芯集团的技术指标恰好能满足、而v2.0的指标反而不在优先评估范围内的条款，那就不需要直接打压，只需要让规则变成障碍。
这是一种更难对付的手段。
陈墨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把这个新信息整合进他已有的判断框架里。
然后他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档，开始写一份东西。
他花了整整一天写这份文档。
它不是律师函，不是投诉书，是一篇技术分析文章，标题是：《神经接口器械临床有效性的评估标准：一个有待理清的方法论问题》。
文章从学术角度出发，讨论了神经接口器械在临床有效性评估上存在的几个方法论漏洞，指出了如果用错误的评估指标，会如何低估某类高性能产品、同时高估某类次优产品，并给出了他认为更合理的评估框架——一套他自己推导出来的、基于临床结果导向的评估方法。
文章没有提任何公司的名字，没有提任何具体产品，完全是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但任何在这个行业里做过实事的人读完这篇文章，都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把文章发给了那位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请他给出学术意见；发给了林先生认识的一位在医疗器械领域有长期研究经验的独立学者；还发给了吴凯。
吴凯在当天下午把文章读完，回复了一句话：
“这篇文章如果发出去，是一颗炸弹。”
陈墨说：”我知道，所以我还不发，先等。”
“等什么？”
“等他们的标准修订草案出来，”陈墨说，”如果草案里有我分析的那些问题，这篇文章就有了最精准的使用时机。”
六月下旬，有三件事几乎同时发生。
第一件：墨渊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校外专家名单”终于公布了，总共五人，陈墨逐一查了一遍。其中三人是周培明圈子以外的，有两个陈墨不熟悉，需要继续查；另外两人，一个是周培明二十年前带过的博士生，现在在另一所高校任教；一个是那三十七人联署里排在第七位的人。
五分之二，不是好的比例。
陈墨把名单发给了吴凯，说：这两个人，你能查一下他们过去五年在哪些里和周培明有关联吗？
吴凯说：我查。
第二件：林先生那边，追加融资谈判完成，墨矩科技的这一轮融资总额达到了一千八百万元，新引入了另外一个方，是一家专注医疗科技的产业基金，规模比林先生的基金大，但林先生做了条款保护，确保陈墨对技术方向的决策权不受影响。
陈墨把协议看完，签了字。
第三件：韩承告诉他，有一家国内的大型精密制造集团，在最近一周内向承铸精工提出了询价，想评估承购他们公司的可行性。韩承在电话里语气平静，说：”我知道这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想切断你的供应链，但我没有兴趣卖，你不用担心。”
陈墨说：”谢谢。”
韩承停顿了一下，说：”不过，这件事说明对方开始认真了，你要有准备。”
“有，”陈墨说，”供应链的事，我之前已经在做备用方案，再给我两周时间。”
他挂掉电话，打开一份文件，那是他两个月前就开始整理的备选供应商名单。名单上有七家公司，覆盖芯片封装、传感器元件、微型电路三个方向，有三家已经完成了初步沟通，其中一家在上个月签了一份不带排他条款的框架协议。
他从名单里找到了那家公司的联系人，发了一封邮件，说：正式启动流程，按照上次约定的条款，下周可以安排技术对接吗？
邮件发完，他靠在椅背上。
他把目前面临的压力在脑子里列了一下： 律师函——已处理； 媒体黑稿——正在跟踪来源； 学术调查——专家名单有问题，正在处理； 供应链威胁——备用方案已在推进； 审评标准风险——文章已准备好，等时机。
每一个，都有对应的方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人在和一个人斗，是一个人在和一张网对抗。
网的弱点，不在某一个节点，在于它需要配合，而配合本身就需要协调成本，协调成本越高，错漏就越多。
他要做的，就是增加这张网的协调成本，同时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足够扎实，让对方每一次出手都打在空气里。
他在脑子里把这个逻辑又推演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然后重新打开电脑，开始处理下一件事。
七月初，吴凯发来了他最新的调查结果。
那两个专家里，博士生那个，在过去三年里，和周培明发表了五篇论文，共同参与了一个国家级科研的申报；另外那个，他的所在机构在2023年接受过周培明实验室的一笔经费转让，金额十二万，名义是”学术交流”。
五篇论文和一笔经费。
在学术共同体里，这两件事都不一定违规，但它们确实描述了一种很难被称为”中立”的关系。
陈墨把这份材料整理好，加进那份已经有三十七页、现在已经增长到五十一页的文件里。
然后他给墨渊大学学术委员会发了一封邮件，正式提出：基于利益冲突考量，要求对专家名单里的两名成员进行回避审查，并附上了利益关联的证据材料摘要。
邮件发出，他等着。
这一轮等待比他预想的短。
三天后，学术委员会回复了，说将对他提出的回避申请进行审查，处理时间预计两周。
两周后，他收到了第二封回复：一名专家主动申请回避，另一名专家经委员会认定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冲突，维持原有安排。
也就是说，问题最大的那一个走了，另一个留下了。
五分之一，还在，但比五分之二好了一些。
陈墨把这个结果记录下来，没有进一步行动。
他已经形成了习惯：能推进的，立刻推进；推不动的，先记下来，留着，等对方犯错。
这件事目前的处理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
他继续做下一件事。
七月中旬，吴凯的第三篇深度报道发出来了。
这篇的角度和前两篇不同，不再聚焦于周培明和学术盗取，而是聚焦于那个资金链：从高校实验室，到成果转化公司，到华芯集团，到政府评审渠道的各种交叉关系。报道里没有使用任何非法获取的信息，所有数据来源都是公开可核实的，但组织起来，描绘出的图景非常完整。
这篇报道在发布的当天，转发量超过了前两篇的总和。
第二天，有三位知名学者在各自的社交账号上转发了这篇报道，加了不同的评论，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问题不是个案，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第三天，华国科学技术协会官网发出了一则通知：就媒体报道中涉及科研成果归属及成果转化管理的相关问题，协会将开展专项调研，欢迎相关方提供线索。
官方，下场了。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不是处理某一起具体的，而是”专项调研”——这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开始从陈墨和周培明的私人争端，变成了一个更宏观的政策层面的讨论。
陈墨把那则通知看了两遍，然后给吴凯发了两个字：
“很好。”
吴凯回了一句：
“你当初说有一件大事，我现在觉得我知道那件大事是什么了。”
陈墨没有立刻回复。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华京七月的热浪，想了一会儿。
然后他拿起手机，回了一句：
“还没到时候，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