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昭宁花了三天时间摸清了这座城的底细。
说是“摸清”也不太准确——她只是把能走到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能看到的都看了一眼，能听到的都记在了脑子里。对于一个习惯了用卫星地图和无人机侦察的人来说，这种靠两条腿和一双眼睛的情报收集方式原始得让她牙疼。但没办法，她现在有的就是两条腿和一双眼睛，外加一把打火机大小的匕首和一个只会发布任务、不会回答问题的冷冰冰的系统。
三天里，她走了大约四十公里。以她目前的身体状况——系统评估为“三个月新兵水平”——这已经是极限了。她的腿在第二天就开始肿胀，脚底磨出了三个血泡，左膝的老伤在第三天开始隐隐作痛。但她没有停。不是因为有什么紧迫的任务，而是因为——停下来的时候，她会想事情。想她是怎么死的，想她回不回得去，想那个系统说的“惩恶”到底是什么意思，想金凤楼二楼那扇窗户里的女人今天有没有在窗台上放一碗粥。
想这些事让她不舒服。所以她选择走路。
北门是这座城最重要的出入口。城墙是用青砖砌的，大约三丈高，顶上有垛口，每隔五十步有一个岗哨。驻军大约一个排的兵力，装备是汉阳造，从士兵持枪的姿势和巡逻的路线来看，训练水平很低，纪律松散。她在北门蹲了两个晚上，记下了换岗时间、巡逻路线、弹药库位置和军官住宿的地方。
结论是：这座城的防御形同虚设。如果有一支受过基本训练的部队，不用一个连就能打下来。但这里没有那样的部队。赵德彪的三千人马，在她看来，不过是三千个穿着军装的农民。
南边是码头。运河从这里经过，往北通向长江，往南通向另一个省。码头上每天都有货船停靠，运的是粮食、布匹、盐、煤油，偶尔也有军火——她看到过几个木箱子被从船上卸下来，抬箱子的人走路的姿态和普通苦力不一样，脚步更稳，目光更警觉，箱子上没有标记，但她闻到了枪油的味道。
码头区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最乱的地方。苦力、商人、小偷、乞丐、传教士、巡捕房的人，各色人等挤在一起，像一锅煮烂了的饺子。她在这里听到了最多的消息——赵德彪要跟北边的军阀开战了，税又要涨了，南边的革命党人闹起来了，洋人教堂在收买地皮。消息的真假无法验证，但每一条都有它的价值，就像拼图一样，单独看是碎片，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时代的轮廓。
西边有一座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在这座灰扑扑的南方小城里显得格格不入，像一个穿西装的人站在一群穿长衫的人中间。教堂门口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银杏树，树下有一口井。她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父在给一群小孩子发馒头，馒头是白面的，每个小孩一个，领到馒头的小孩会鞠一个躬，说一句“谢谢神父”。
她没有过去。不是因为不饿，是因为——她还不确定自己应该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种地方。一个傻子？一个乞丐？一个需要被施舍的人？她现在确实是，但她不打算一直是。
东边是富人区。洋楼、花园、汽车、电灯，和城墙外面的世界像是隔了一个世纪。赵德彪的指挥部就在这里，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门口有两个岗哨，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她在这条街上走了两个来回，记下了岗哨换班的时间、汽车出入的频率、以及赵德彪出入时的随行人数。
结论是：赵德彪每天下午三点左右会出门，去金凤楼或者去军营，随行人员大约四个到六个，装备是，偶尔有冲锋枪。他的安保意识很差——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他本不觉得有人敢动他。
她回到金凤楼后巷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没有人，墙角的那堆稻草还在，碗也在——扣着放的，净净的。她靠着墙坐下来，把肿胀的腿伸直，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把三天收集到的信息整理了一遍。
系统在意识深处弹出一条提示：
【检测到宿主已收集足够情报，解锁新功能：情报分析模块（基础版）。可对已收集的情报进行整合分析，生成初步态势报告。】
沈昭宁用意念点开了那个模块。界面在她脑海中展开，像一张被点亮的地图。北门、码头、教堂、富人区、军营、金凤楼——每一个地点都被标注了颜色，红色代表敌方势力，绿色代表中立区域，灰色代表未知。赵德彪的名字被标注在指挥部的位置，旁边有一条虚线连向金凤楼，虚线上写着“每到访”。
她看着这张地图，忽然觉得——这就是她现在的世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棋盘，上面只有几个棋子和一个还不太会走棋的人。但棋盘虽小，棋局已经开始了。
她没有急着下棋。她先做了一件事——把那把应急匕首从口袋里拿出来，在月光下检查了一遍。刀刃完好，没有缺口，没有锈迹。她把刀柄在掌心里转了转，调整了一下握持的角度，然后重新收好。
系统又弹出一条提示：
【惩恶任务已生成。目标：赵德彪麾下副官孙茂才，罪名：强占民女三人、害平民两人、勒索商户十二家。建议在七内完成。奖励：积分50，解锁轻型武器兑换（毛瑟C96改装型）。】
沈昭宁看着那个名字，没有说话。
副官。就是那天用鞭子抽她的那个军官。她记得他的脸——圆脸，短眉毛，鼻梁上有一颗痣，笑起来的时候嘴巴歪向一边。她记得他扬起鞭子时的表情——不是愤怒，是无聊。一种需要靠折磨别人来打发时间的、空洞的、腐烂的无聊。
这种人她见过。在前世的任务中，在那些战乱地区，她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手里有枪，眼里没有法，心里没有人。他们是最危险的物种，不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后一点边界感——他们不觉得别人的命是命。
沈昭宁靠着墙，闭上眼睛。
她不会在七天内动手。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时机不对。她现在连一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系统兑换的毛瑟C96需要先完成任务才能解锁——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她需要先人才能拿到枪，但没有枪的情况下人，风险太大了。不是不了，是善后太难。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在受伤的情况下快速撤离，而一旦暴露身份，她在这座城里就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失去这个墙角，失去这些每天出现在窗台上的碗，失去那个会说“碗洗得很净”的声音。
她不想失去这些。
这个念头让她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她不是一个会留恋什么东西的人。前世的她从一个训练营到另一个训练营，从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住过的酒店比住过的家多，吃过的自热口粮比吃过的热饭多。她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因为“舍不得”而留在某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大概从来没有过。
但现在，她确实不想走。
不是因为这座城。是因为这扇窗。
第四天的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肿得更厉害了。左膝的旧伤发作，整条腿像被灌了铅，弯曲的时候会有一种钝痛从关节深处蔓延开来，像有人在那里塞了一团烧红的棉花。她试着站起来，左脚刚着地，膝盖就软了一下，她赶紧扶住墙，稳住了身体。
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疼痛过去。然后她蹲下来，挽起裤腿，看了看自己的膝盖。肿得比昨天更厉害了，皮肤被撑得发亮，摸上去发烫。她用匕首从棉袄上割了一条布条，把膝盖缠紧，缠到那种“能感觉到压力但不会影响血液循环”的程度——这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她在训练营里学过，在实战中用过，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一个妓院的后巷里、穿着一件破棉袄、蹲在一堆稻草上给自己缠膝盖。
缠完之后，她又试着走了两步。还行。疼，但能忍。
她抬头看了看金凤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很严实，看不到里面。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瓷瓶，里面着一朵白色的小花——是她前几天放的。花已经有点蔫了，花瓣的边缘微微卷曲，颜色从白色变成了半透明的灰白，但还在那里，没有被扔掉。
她看着那朵花，忽然觉得膝盖没那么疼了。
她坐下来，从怀里掏出那树枝——她削了好几天的那。已经基本成形了，大约两尺长，一头尖，一头圆，表面被匕首刮得很光滑，握在手里刚刚好。她用匕首在尖端又修了几下，削得更尖了一些，然后用手指试了试锋利度——可以扎穿棉衣，但扎不透皮肉。还需要再加工。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碎瓷片——是在巷子口捡的，青花瓷的碎片，边缘很锋利。她用瓷片在树枝的尖端慢慢地刮，一点一点地，把木头削成一个锥的形状。锥的伤口比扁平的要难愈合得多，这是她在训练营里学到的——不是为了人，是为了在野外做鱼叉。但在这里，这个知识的用途显然不是捕鱼。
她刮了大约半个时辰，直到树枝的尖端变成一完美的刺。她用手指摸了摸，锋利度够了。然后她从棉袄里撕了一小团棉花，蘸了一点昨天在码头弄到的煤油，在刺尖上擦了一遍——煤油有菌的作用，虽然不彻底，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她把标枪藏在稻草堆下面，靠着墙，闭上眼睛。
今天没有粥。
窗台上没有碗，门口也没有人出来。她听到金凤楼里面有人在吵架——不是那种大声的争吵，是一种压着嗓子的、你来我往的争执。她听不太清内容，只偶尔捕捉到几个词：“赵师长”“钱”“秀儿”。秀儿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姑娘，瘦得像一柴火棍，吃红薯会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那个。
她睁开眼睛，看着金凤楼的侧门。
门关着。
她等了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
中午的时候，门开了。出来的是老周，手里端着一个碗，里面是半碗米饭和几块红烧肉。他看到沈昭宁，左右看了看，快步走过来，把碗往她面前一放。
“快吃，别让人看见。”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股鱼腥味——大概是刚完鱼。
沈昭宁低头看了看碗里的东西。米饭是籼米，颗粒分明，没有粘性，是陈米，煮出来发硬。红烧肉切得很大块，肥多瘦少，酱油放得重，颜色很深，肉皮上的毛没有拔净，还能看到几黑乎乎的毛茬。肉汁浇在米饭上，把一半的饭粒染成了酱色。
她端起碗，慢慢地吃。米饭确实硬，嚼起来像在嚼沙子，但肉汁的味道渗进去之后，至少有了咸味。红烧肉炖的时间不够，肥肉还没有炖到入口即化的程度，咬下去的时候会有一层油腻的薄膜在舌头上铺开。但她把每一块都吃完了，包括那几块几乎全是肥油的、颤颤巍巍的肉皮。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她需要热量。体能强化之后，她的身体像一台被重新点火的发动机，对能量的需求比普通人高得多。如果摄入不够，系统会从她的肌肉和脂肪里抽取能量，那意味着她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
她吃完之后，把碗放在墙，对老周说了两个字：“谢谢。”
老周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一个傻子会说谢谢。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端着空碗走了。
沈昭宁靠着墙，闭上眼睛，开始消化。
下午的时候，她的膝盖疼得更厉害了。布条缠得太紧，脚趾开始发麻。她松了松布条，重新缠了一遍，然后在巷子里来回走了几趟，活动关节。走到第三趟的时候，她听到金凤楼的侧门又开了。
这次出来的是虞红裳。
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棉旗袍，外面披了一条灰色的围巾，头发没有盘起来，松松地扎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她的脸色不太好，比前几天白了——不是那种健康的、有光泽的白，是一种发灰的、疲惫的白。眼下有一层淡淡的青黑色，像是昨晚没有睡好。
她手里端着一个碗，碗上面盖着一个小碟子。看到沈昭宁在巷子里来回走，她停了一下，目光在她的腿上扫了一眼。
“你的腿怎么了？”
沈昭宁没有回答，靠着墙坐下来，把腿伸直。虞红裳走过来，蹲在她面前，把碗放在地上，然后伸手撩起她的裤腿。
她的手指碰到沈昭宁皮肤的时候，沈昭宁的身体本能地绷紧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她不习惯被人碰。前世的任务中，身体接触只意味着一件事：格斗或者急救。从来没有第三种情况。
虞红裳的手指在她膝盖周围轻轻地按了按，每按一处，就问一句“疼不疼”。沈昭宁每次都摇头。不是不疼，是她觉得没有必要说。虞红裳按到膝盖内侧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住了，那里的温度明显比周围高，肿得也最厉害。
“旧伤？”虞红裳抬头看她。
沈昭宁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伤的？”
“以前。”
虞红裳没有追问。她站起来，转身走了。沈昭宁以为她走了，但她只是回到侧门那里，对里面说了句什么，然后很快又回来了。这次她手里多了一个小坛子和一块净的布。
她重新蹲下来，打开坛子。一股浓烈的药酒味道扑面而来——不是那种中药铺子里熬出来的苦味，是一种烈酒泡了某种草药的、辛辣中带着清冽的气味。她用布蘸了药酒，敷在沈昭宁的膝盖上，然后用布条轻轻地缠了几圈。
“这是我自己泡的药酒，”她说，手上的动作很轻，像是在包一件易碎的东西，“活血的。每天敷一次，敷三天应该能消肿。但你不能再走了。你这腿，再走就废了。”
沈昭宁低头看着她给自己缠布条的手。那双手很白，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尖有薄薄的茧——不是粗活的茧，是做针线或者做饭磨出来的茧。这双手在金凤楼里给客人斟酒、在牌桌上摸牌、在梳妆台上抹粉描眉。现在，这双手在给一个墙角的乞丐缠膝盖。
“为什么？”沈昭宁问。
虞红裳没有抬头：“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好？”
虞红裳的手停了一下。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把布条的最后一段塞进缝隙里，确保不会松开，然后才直起身来。
“我没有对你好，”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我只是不习惯看到有人在我门口疼死。”
沈昭宁看着她。她发现虞红裳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往旁边飘了一下——不是那种说谎时的飘忽，是一种被人看穿了心思之后的、下意识的躲闪。
“你撒谎。”沈昭宁说。
虞红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金凤楼式的笑，是一种——被拆穿之后的、带着一点点恼羞成怒的笑。
“你这个人，”她说，“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接？”
沈昭宁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但她也想不出还能怎么说。“你撒谎”已经是她能想到的最委婉的表达方式了。在前世，她通常会说“你的微表情暴露了你的真实意图，请重新陈述”。
“谢谢你。”她换了一种说法。
虞红裳看着她，忽然叹了一口气。那种叹气不是无奈的叹气，是一种——沈昭宁不太会形容——像是一个人终于放弃了一件坚持了很久的事，然后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坚持。她靠在墙上，和沈昭宁并排坐着，肩膀和肩膀之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
“今天赵师长又来了，”她说，目光落在巷子尽头的某个地方，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他看上了秀儿。”
沈昭宁没有说话。
“就是那个小姑娘。瘦得像柴火棍的那个。他今天在楼下看到她端茶，就跟刘妈说，让秀儿去他府上‘伺候’几天。”虞红裳的手指在地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刘妈答应了。五十块大洋。”
“你呢？”
“我？”虞红裳苦笑了一下，“我能怎么样？我跟刘妈说，秀儿还小，不懂事，伺候不了赵师长。刘妈说——虞小姐，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总不能把所有的客人都占着吧。”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很久。沈昭宁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她。她只是靠着墙，和她并排坐着，膝盖上缠着她亲手绑的布条，闻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桂花香。
“你知道吗，”虞红裳忽然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笼子。所有人都被关在里面，有的人是被买进来的，有的人是被骗进来的，有的人是自己走进来的。但不管怎么进来的，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哪一条？”
虞红裳转过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眼睛很亮，但那种亮不是高兴的亮，是一种——像是在黑暗的水面上反射出来的一点光，你知道水底下是深不见底的暗流，但水面上还是亮的。
“死。”她说。
沈昭宁沉默了很久。久到虞红裳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不是只有一条。”沈昭宁说。
虞红裳看着她。
“还有一条。”沈昭宁的声音很低，很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头，“把笼子拆了。”
虞红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种带着一点点荒唐的、好像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但又忍不住觉得这个笑话可能是真的的笑。
“拆笼子？”她说，“用什么拆？用你的那棍子？”
沈昭宁没有笑。她伸手从稻草堆下面抽出那标枪，放在膝盖上。月光照在标枪的尖端，锥的刀刃反射出一线冷光。
虞红裳的笑容慢慢消失了。她看着那标枪，又看了看沈昭宁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仇恨，不是那种被生活到绝路之后的绝望。是一种很平静的、很笃定的、像是在说“太阳明天还会升起来”一样理所当然的表情。
“你要谁？”虞红裳问。
沈昭宁没有回答。
“赵德彪？”虞红裳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几乎是气声，“你疯了。他身边随时有四五个警卫，住的院子里还有一队人。你连一把像样的枪都没有——”
“我没有说要他。”
虞红裳停住了。
“他的副官，”沈昭宁说，“那个用鞭子抽我的。”
虞红裳看着她的膝盖，沉默了一会儿。
“了他有什么用？”她说，“赵德彪还会再找一个新的副官。说不定比这个更坏。”
“那就不只是一个。”
虞红裳的手指在地面上停住了。她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沈昭宁。月光下，那张满是泥垢和伤痕的脸显得格外年轻，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不属于一个年轻人。那是一种见过太多生死之后才会有的、对生命的重量有着清晰认知的沉静。
“你到底是什么人？”虞红裳问。
沈昭宁沉默了很久。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不能说她来自一百年后，不能说她是一个特工，不能说她脑子里有一个系统在给她发布任务。她能说的只有——
“一个不想当傻子的人。”
虞红裳看着她，忽然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脸。不是摸，是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她的颧骨，像是要确认她是不是真实的。
“你本来就不是傻子，”虞红裳说，“从第一天我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
“你第一次把碗洗净的时候。”虞红裳收回手，重新靠着墙，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傻子，不会把碗洗净再还给别人。傻子只会把碗摔了，或者留着当宝贝。你不会。你把碗洗净了，扣着放，放在同一个位置，每次都是。这不是傻子的习惯，这是一个——不想欠别人的人的习惯。”
沈昭宁没有说话。她发现这个——这个她最初只当作“情报源”和“掩护”的女人——比她想象的要敏锐得多。她观察到的那些细节，沈昭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把碗洗净，扣着放，放在同一个位置。是的，她确实每次都这么做。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说明了什么。
“所以，”虞红裳的声音在夜风里飘着，轻得像一片羽毛，“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我知道你不是傻子。我也知道你在做什么——北门那三个人的事，是你做的吧？”
沈昭宁转过头看她。虞红裳没有看她，而是看着巷子尽头的天空，那里有一颗很亮的星星，在云层的缝隙里一闪一闪的。
“那三个人，”虞红裳说，“是赵德彪派去北门收税的。他们收了税，还打死了两个交不出钱的老人。第二天，三个人都死了。脖子上各有一道口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扎的。城里的人都在传，说是‘铜钱判官’的。”
她转过头，看着沈昭宁。
“但你身上没有铜钱。你只有一棍子。”
沈昭宁沉默了一会儿。
“铜钱是后来才有的主意，”她说，“第一下，我用的是棍子。”
虞红裳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化。不是恐惧，不是厌恶，是一种——沈昭宁不太会辨认的、复杂的、像是一杯被搅动了的茶，茶叶在杯底翻涌，水面上起了涟漪。
“你了三个人，”虞红裳说，“用一棍子。”
“嗯。”
“你不害怕？”
“不怕。”
“你不觉得……他们也是人？”
沈昭宁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是人，”她说，“那两个被打死的老人也是人。那三个被抢了粮食、交不出钱、跪在地上求饶的农民也是人。人人，不是因为不怕，是因为——有些人不死，更多的人就得死。”
巷子里很安静。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咚，咚，咚，在夜色里传得很远。虞红裳靠着墙，肩膀挨着沈昭宁的肩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虞红裳忽然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她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很聪明。在这个地方，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我看得懂他们的心思，算得出他们的下一步。但你——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笨。”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你四天，才看出来你不是傻子。而你看我——”她顿了顿，“你第一天就看出来了吧？”
沈昭宁想了想，摇了摇头。
“第一天没有，”她说，“第一天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会给人送粥的人。第二天才知道你不只是会送粥。第三天——”她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第三天才知道，你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聪明。”
虞红裳转过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不是泪，是一种被理解之后的、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光。
“你这个人，”她说，声音有点哑，“说话的方式真奇怪。”
“哪里奇怪？”
“就是——太直接了。好像你从来不会拐弯。”
沈昭宁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她确实不会拐弯。前世的任务中，拐弯意味着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意味着死亡。她习惯了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准确的意思，习惯了把所有的修饰词和客套话都省略掉，只留下核心信息。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每句话都要绕三个弯、每个人脸上都戴着面具的地方，她的直接反而成了一种——虞红裳说“奇怪”的东西。
“我改不了。”她说。
“不要改。”虞红裳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这样就很好。”
沈昭宁看着她，忽然觉得膝盖没那么疼了。不是因为药酒起了作用——药酒确实有用，但她觉得那种“不疼”的感觉不完全是药酒的功劳。是一种——她说不上来。大概是有人坐在你旁边，跟你说“你这样就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一些你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然后你的疼痛阈值就提高了。
“秀儿的事，”沈昭宁忽然说，“什么时候？”
虞红裳愣了一下：“什么什么时候？”
“赵德彪什么时候带她走？”
虞红裳的手指在地面上收紧了。
“后天。”她说，“后天晚上，他来金凤楼吃饭，吃完就把秀儿带走。”
沈昭宁点了点头。
“你想做什么？”虞红裳的声音里多了一丝紧张，“你不能——”
“我不会赵德彪。”沈昭宁说，“至少现在不会。但他的副官——孙茂才——后天会跟赵德彪一起来吗？”
虞红裳想了想：“应该会。赵德彪每次来都带他。”
“那就够了。”
虞红裳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说了一句：
“你的腿能行吗？”
沈昭宁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肿还是肿的，但虞红裳的药酒确实有效，那种灼烧一样的疼痛已经消退了很多，变成了一种钝重的、可以忍受的酸胀。
“能行。”
虞红裳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她低头看着沈昭宁，月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得很柔和。她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沈昭宁的手心里。
是一块糖。不是那种洋人的硬糖，是一块自己做的花生糖，用麦芽糖熬的，里面裹着花生碎，外面包着一层糯米纸。
“今天做的，”虞红裳说，“做多了，剩了一块。”
沈昭宁把糖放在手心里，没有吃。她看着那块糖，透过糯米纸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糖体和星星点点的花生碎。糖还是软的，大概是刚做好不久，麦芽糖还没有完全凝固。
“吃吧，”虞红裳说，“甜的。”
沈昭宁剥开糯米纸，把糖放进嘴里。麦芽糖的甜和花生的香在舌尖上铺开，软糯的糖体在牙齿间慢慢融化，花生碎被嚼碎的时候会发出细微的咔嚓声，像踩在秋天的树叶上。
她嚼着嚼着，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不是因为糖太甜了。是因为——她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前世，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她还在孤儿院里。有一个义工阿姨，每个周末都会来，给每个小孩发一颗糖。那种最便宜的硬糖，水果味的，包装纸是透明的玻璃纸，在阳光下会折射出彩虹的颜色。她每次都把糖含在嘴里，不舍得嚼，让它慢慢地化，化到只剩最后一丁点的时候，才咬碎咽下去。
后来那个义工阿姨不来了。有人说她怀孕了，有人说她搬家了，有人说她不想来了。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她等了很久，等到那颗糖的味道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现在，她又尝到了那种味道。
不是花生的味道，不是麦芽糖的味道。是那种——有人记得你、有人愿意把甜的东西分给你一点点的味道。
她嚼完了糖，把糯米纸也咽了下去。
“谢谢。”她说。
虞红裳站在她面前，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沈昭宁身上，像一个温暖的、薄薄的被子。
“后天晚上，”虞红裳说，“你小心一点。”
“嗯。”
虞红裳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阿宁。”
“嗯？”
“那块木头——就是你削的那块人形的木头——我放在梳妆台上了。”
沈昭宁愣了一下。她想起来了，那是她前两天随手削的，本来是削着玩的，削完了不知道有什么用，就放在碗旁边。她没想到虞红裳会捡起来，更没想到她会放在梳妆台上。
“为什么？”她问。
虞红裳没有回答。她推开侧门，走了进去。门关上的时候，沈昭宁听到她在门后面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太小了，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因为它像你。”
门关上了。巷子里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更夫的梆子声和远处河水拍打码头的声音。
沈昭宁靠着墙，把嘴里的糖味慢慢地咽下去。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布条缠得很整齐，蝴蝶结打在侧面，不会硌到腿。她伸手摸了摸那个蝴蝶结，缎带的触感滑滑的，凉凉的，在她的指尖上留下了一点点药酒的味道。
她把标枪重新塞回稻草堆下面，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嘴里还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