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要求其就多次口头承诺的“嫁妆”等经济安排，给出明确、可行的书面计划或说明。
4. 申明我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并建议双方在律师或调解组织协助下进行正式沟通，以解决当前家庭矛盾。
律师函寄出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这不是决裂，而是划下了一道清晰的法律和规则界限。我知道，这封信就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我妈看似平静的生活。
果然，三天后的傍晚，我的手机被一个接一个的陌生来电轰炸。看来律师函收到了。我没有接。让电话响到自动挂断。然后，我的微信收到了我妈发来的长篇语音，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愤怒。
“周晓雯！你长本事了！还敢请律师发函告你妈了？我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来告我的？你个不孝女！白眼狼！”“什么叫侵害你权益？那是你亲舅舅舅妈！我让他们去住怎么了？那房子也有我的份！”“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花你点钱怎么了？以后不都是你的？你现在跟我算这么清？”“还嫁妆？你眼里就只有钱是不是？我真是白养你了！”
一连串的语音，充满了被冒犯的暴怒、道德绑架和情感勒索。我一条一条听完，没有回复一个字。只是将所有这些语音备份保存。她的反应，在我的预料之中，也恰恰证明了律师函击中了要害——她无法在法律和道理层面反驳，只能诉诸情感绑架和愤怒。
轰炸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渐渐平息。然后，我收到了她发来的一条文字信息，语气稍微缓和，但依旧强硬：“马上撤回律师函！跟你舅舅舅妈道歉！然后我们母女俩好好谈谈。别被外人挑拨了！”
我看着这条信息，笑了。到了这个时候，她依然认为这是“外人挑拨”，依然试图用母亲的权威来命令我。我依然没有回复。
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反应，在试探我的底线。而我，不需要用言语回应。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
母亲的电话轰炸和语音轰炸持续了几天，频率逐渐降低，但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从最初的愤怒指责，慢慢夹杂了一些疲惫和不易察觉的慌乱。她似乎意识到，她惯用的亲情施压和道德绑架，这次失灵了。
我没有拉黑她这个号码（保留了另一个号码作为紧急联系通道），但始终不接听，也不回复任何带有命令、指责或情感绑架性质的信息。我只在一天晚上，她发来一条语气相对平缓，询问我是否安全吃饭的信息时，回复了两个字：“吃了。”
这种近乎冷漠的、有选择的回应，显然让她更加无所适从。她开始变换策略。
几天后，我接到了街道办那位副主任打来的电话。语气很客气，说是受我母亲委托，想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忙调解一下。“周姐在这里工作很认真，就是最近好像家里有点事，情绪不太好……你看，母女哪有隔夜仇，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平静地感谢了副主任的关心，然后简要说明：母亲未经我同意安排亲戚长期入住已对我造成困扰，相关经济问题已委托律师沟通，目前正在等待母亲一方的正式回应。我希望在律师或正规调解机构的主持下进行理性沟通，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