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任听我条理清晰，提到律师，便也不再深劝，只是表示理解，并说如果需要社区出面协调，他们可以帮忙联系司法所。我再次感谢。
我知道，这是我妈试图通过“组织”向我施压。可惜，我早已不是那个会被“单位”“领导”吓住的小女孩了。我合理合法的诉求，不怕见光。
又过了两天，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家的门被敲响了。不是粗暴的拍打，而是有节奏的叩门声。我从猫眼看出去，外面站着两位面带微笑、穿着得体的中年女性，一位手里还拿着文件夹。看起来不像是找茬的。
“请问是周晓雯女士家吗？我们是区妇联权益部的，接到一些情况反映，想来了解一下您家庭的一些情况，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其中一位温和地说。
妇联？我愣了一下。这倒是我没想到的路径。但我很快反应过来，这很可能又是我妈辗转找来的“说客”。她开始动用她所能想到的一切“正规渠道”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
我将两位妇联的工作人员请进客厅。家里整洁明亮，与之前舅舅舅妈在时的乌烟瘴气截然不同。我泡了茶，态度礼貌而疏离。
年长些的那位自称姓王，她先开口，语气很和蔼：“周女士，别紧张。我们主要是接到你母亲单位那边转过来的一些情况，说你和你母亲之间有些误会，闹得不太愉快，你母亲很担心你，又觉得自己在外地工作，沟通不便，所以希望我们能作为第三方，来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帮忙协调的地方。”
果然。我心中了然。我点点头，说：“谢谢王老师，李老师（另一位姓李）关心。确实有一些家庭矛盾需要解决。”
“能具体说说吗？比如，是关于什么的？”李老师问。
我没有立刻倒苦水，而是拿出了我的“证据文件夹”，翻开了几页关键内容。“主要矛盾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居住权问题。我母亲在我不知情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安排她的兄嫂，也就是我的舅舅舅妈，长期入住我目前独自居住的房屋，这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个人空间。”我展示了报警回执和录音记录摘要。
“第二，经济权益问题。我母亲长期使用我名下信用卡进行非常规消费，且未按家庭约定承担相应家庭开支，导致我个人经济压力很大。同时，她对我有过多次经济承诺，但均未兑现。”我展示了部分消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截图。
“第三，也是本问题，”我合上文件夹，看着她们，“是我母亲长期以来的家庭观念，过度偏向她的原生家庭，忽视了我作为女儿的独立人格和合法权益。这次她未经商量决定外派五年，并将照顾她兄嫂的责任完全压给我，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两位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下眼神，显然我准备的充分和冷静出乎她们意料。王老师点点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从你提供的材料看，你的一些诉求，比如居住安宁权、个人财产权，确实是受法律保护的。家庭内部的互助也应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
“那妇联能帮我什么呢？”我直接问。
李老师接过话：“我们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作为第三方，向你母亲客观转达你的合理诉求和感受，促进沟通。第二，如果你们双方愿意，我们可以联系专业的调解员或司法所，为你们搭建一个正式的调解平台。第三，针对你提到的经济和权益保护，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渠道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