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攥着那页学籍。
灯光很白。
我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
“那我妹，是怎么进同济的？”
陈老师没说话。
“老师？”
“知夏。”他说，“当时的教务主任，是你舅舅的大学同学。”
“……”
“我不知道里面具体怎么作的。”陈老师说，“但是——妹当年的高考成绩，三百一十二分。”
三百一十二。
离一本线，差了两百八。
她用着这个分数。
走进了我的同济。
走进了我的建筑学院。
走进了我十八岁那年，最想要的地方。
陈老师看着我。
“知夏，这些年，你在哪儿？”
我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很久，我说：“在上海。”
“做什么？”
“超市收银。”
陈老师的眼圈红了。
他从桌上拿出一支笔。
在学籍页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页，你拿走。”他说，“我作证。”
6.
我从老家回上海那天，在火车上算了一笔账。
我寄回家三年零两个月，一共108600块。
我妈跟我说的用途——
我爸腰疼药费：36000。
水管电器维修：12000。
我妹大专学费生活费：48000。
其他用：12600。
一共108600。
数字对得上。
但——
我爸的腰本没毛病。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电瓶车三十公里，去镇上的工地做小工。他拿那三万六，和我妈一起在外头打了三年小牌。
我家没修过水管。那一万二，买了我妈三条金链子。
我妹没读什么大专。那四万八，是她在同济的生活费。
剩下的一万二。
我妈存银行了。
这些，是我找发小王丽丽打听出来的。
王丽丽在我家隔壁，三十岁了，嘴碎得很。
她说：“夏啊，你妈这几年可滋润了。天天打牌，输了就说你寄的不够，让你多寄点。”
她说：“就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寒假，一次是过年。穿得跟个电视剧里的小姐似的。”
她说：“我妈前年问你妈，小冬在哪读书呀？你妈说在上海一个重本，不让说，怕别人眼红。”
上海一个重本。
不让说。
怕眼红。
我坐在回上海的绿皮火车上，听着王丽丽在电话里说这些。
身边是回程的打工人，嗑瓜子、打牌、打呼噜。
我看着窗外飞过的田野。
我在心里想——
他们骗了我三年。
一百零八千六百块钱。
三年。
每一块钱，每一天，他们都知道自己在骗谁。
王丽丽还在那头说话。
“夏啊，我给你说这些，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我说：“丽丽，不会的。谢谢你。”
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拿出来一个笔记本。
在本子的第一页，我写了一行字。
“李知夏，欠款账单：
父母——108600元。
妹妹——三年的同济。
——加利息，不接受和解。”
7.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找了一个律师。
律师姓周，看案子很冷静。
我把那页学籍档案给他看。
他戴上眼镜，看了很久。
然后抬头：“李小姐，这属于冒名顶替入学，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是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