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鹰嘴崖回来之后，我和沈砚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说不清楚是什么变了，但就是不一样了。就像河里的水，今天流的速度和昨天不一样，你肉眼看不出来，可把手伸进去，能感觉到那股力道变了。
他开始主动来找我了。
不是那种刻意的、有事相求的找，而是很自然的、像是散步的时候顺路经过的样子。有时候是上午，我坐在院子里拣草药，他会从桥那头走过来，站在院门口，也不进来，就靠着门框看一会儿。有时候是傍晚，我在河边洗竹篓，他会从屋里端一杯茶出来，坐在桥下的石阶上，远远地陪着我。
祖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晒萝卜。
沈砚洲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进来。祖母抬头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两遍，然后转头冲屋里喊了一声：“青禾，有人找你。”
我从厨房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下午在包饺子。看到是沈砚洲，不知道为什么，脸有点热。
“进来坐吧。”我说。
他走进院子，把茶杯放在石桌上，规规矩矩地站在祖母面前，微微弯了弯腰：“好。”
祖母眯着眼睛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她看人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不看你穿什么、说什么，就看你的眼睛。那目光像一把细筛子，能把人心里那些藏着掖着的东西都筛出来。
“京城来的？”祖母问。
“是。”
“做什么的？”
“拍照片的。”
“拍照片好啊，”祖母点了点头，“把好看的留下来，不好看的就不要了。”
沈砚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真诚，像是在说“您说得对”。
那之后，他来院子的次数就更多了。有时候祖母会给他倒一碗茶，有时候会把刚出锅的米糕塞到他手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让他坐在院子里，三个人安安静静地各自做各自的事。阳光从金银花藤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一片碎金。院子里的老猫趴在石桌上打盹，尾巴偶尔甩一下，赶走飞过的虫子。
但这种平静的子，没能持续太久。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一篓草药从山上回来。经过桥头的时候，看见沈砚洲的门前停了一辆车。
不是镇上的车。镇上的人开的都是三轮车、小货车，顶多有个面包车。这辆车是黑色的，很新，漆面亮得能照出人影，车身上一点泥都没有，和这条满是灰尘的土路格格不入。
车里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我走近的时候，她正好推门下车。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腰带系得紧紧的，腰很细，肩膀却很舒展。头发是深棕色的，长长地披在肩上，发尾微微卷着。脸上戴着墨镜，看不清五官，但能看出皮肤很白，白得不像在这个镇子上待过一天的人。
她摘下墨镜，露出一双很亮的眼睛。眼眶微微泛红，像是刚刚哭过，又像是忍了很久的泪终于要忍不住了。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落在沈砚洲半掩的木门上。
她站在那里，没有敲门，也没有喊，就那么站着。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不是镇上供销社卖的那种花露水的味道，是很复杂的、说不上来的香味，像很多种花混在一起，但又不完全像花，还有一种很淡很淡的木头的味道。
回到院子里，我把竹篓放下，走到灶台边倒了碗水，一口气喝完了。祖母在里屋念经，木鱼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
我又倒了一碗水，端起来，放下。
最后我还是走出了院子。
走到桥头的时候，那辆车还在。那个女人也还在，只是换了一个姿势——她不再站着了，而是坐在沈砚洲门前的石阶上，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脚下地面上的青苔。
沈砚洲的门还是关着的。
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回走。河风吹过来，带着傍晚特有的那种凉意。太阳快要落山了，天边开始烧起来了，橘红色的光铺满了半条河，水面像着了火。
门开了。
沈砚洲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还是卷到小臂。他的表情我看不太清楚，光线太暗了，只看见他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着他。
“砚洲。”她说。
她的声音不大，但桥上听得清清楚楚。那个名字从她嘴里叫出来，和从别人嘴里叫出来不一样。她叫“砚洲”的时候，两个字之间有一个很短的停顿，像是在舌尖上滚了一圈才舍得放出来。
沈砚洲没有说话。
那个女人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她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她比沈砚洲矮了大半个头，仰着脸看他的时候，脖子拉出一条好看的弧线。
“我找了你好久。”她说，“你手机不接，消息不回，问你妈她也不说。我查了你相机的定位——你别忘了，那个账号是我的。”
沈砚洲还是没说话。他把门带上了，站在门口，两只手在裤兜里，看起来很放松，但他的肩膀是绷着的，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出来。
“你回去吧。”他终于说。
声音很平，平得像湖面，没有一丝波纹。但那种平静不是真正的平静，是压着很多东西的平静，像水面上铺了一层油，底下翻涌着什么，你看不见。
“我不回去。”那个女人说，“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一个多月了吧？你以为你躲到这种地方来，就能把什么都忘了吗？”
“我没想忘。”
“那你为什么走？”
沈砚洲沉默了一会儿。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去拨，就让它乱着。
“因为我不想拍了。”他说，“什么都拍不出来。”
那个女人往后退了一步。她的手攥着风衣的领口，指节发白。
“是因为拍不出来，还是因为不想拍我了？”她问。
没有人回答。
桥上有人经过，挑着两筐橘子，扁担吱呀吱呀地响。他看了那一男一女一眼，又看了看我，脚步没停，走过去了。
我在桥上站得太久了。久到沈砚洲抬头看见了我。
他的目光和我撞上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尴尬，不是慌张，更像是——被发现了。像是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忽然被人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
我转过身，走了。
走得很快，快到差点被桥面上凸起的石板绊倒。手里的碗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在了哪里，也许是桥上，也许是在路上，记不清了。回到院子里，祖母已经念完经了，坐在灯下缝一件旧衣服。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低下头继续缝。
我坐在灶台边，灶膛里的火还燃着，映得满屋都是橘红色的光。我把脸埋在臂弯里，听着锅里水咕嘟咕嘟地响。
夜里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河水的湿气和远处晚香玉的香味。晚香玉又开了。每年这时候都开，从不偷懒，也从不提前。它不管你来不来，不管你走没走，该开的时候就开，该谢的时候就谢。
祖母说过，晚香玉的花语是“危险的快乐”。
我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快乐。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你在它还没开的时候就开始怕它谢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河边洗衣服。
那辆车还停在桥头，但车里没人。沈砚洲的门开着，我能看见屋里有人影在晃动。两个身影，一个高一些，一个矮一些。他们在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说话的节奏很快，像是在争论什么。
我没停留，端着木盆往河边走。
河边的石阶上已经有人在洗衣服了，是隔壁的王婶。她看见我，大嗓门就炸开了：“青禾，你家昨天来客人了？”
“没有。”
“那桥头停那辆车是谁的？好家伙，那车标我认识，四个圈，奥迪！得好几十万吧？”
“不知道。”
王婶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是不是来找老陈家那个租房子的？”
“王婶，衣服再不洗太阳就大了。”
王婶撇了撇嘴，但也没再问了。她哗啦哗啦地搓着衣服，嘴里小声念叨着什么，大概是和桥对岸的李婶在隔河聊天。这条河上经常这样，两岸的人隔着几十米的水面说话，嗓门大的不用吼，对岸也能听见。
我把衣服泡进水里，河水凉得扎手。秋天的水就是这样，白天太阳晒着还不觉得，早晚一伸手，骨头缝里都是凉的。
搓了一会儿衣服，余光里瞥见一个人影从桥上走过来。
是沈砚洲。
他一个人。
他走到河边，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我洗衣服。河面上的光碎成一片一片的，被水流推着走，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你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了。”
“吃的什么？”
“粥。咸菜。”
他哦了一声，又不说话了。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一个碗。是我昨天晚上丢在桥上的那个碗。青花瓷的，碗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去年磕的。
“你昨天晚上掉的。”他说。
我接过碗，手指碰到他的手指。这一次他没有缩回去，我也没有。就那么碰着，过了两秒钟，我先松开了。
“谢谢。”我说。
他站在那儿不走。光线打在他脸上，眼下青黑的影子比前几天更深了，嘴唇也有些裂。他一夜没睡，或者没怎么睡。
“她是我前女友。”他说。
我没接话。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在香港拍天台的。”
“嗯。”
“她说她想复合。”
我把衣服从水里捞出来，拧，放到木盆里。水顺着指缝往下滴，滴在石头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你怎么想的？”我问。
沈砚洲没有回答。他蹲下来，把手指伸进河水里，拨了一下水面，把倒影搅碎了。碎掉的光在他手边跳了跳，然后又聚拢了，重新拼出一个完整的影子。
“我不知道。”他说。
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过的最诚实的一句话。
下午，那个女人来了院子里。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也许是问了镇上的人，也许是跟着沈砚洲来的。但她就那么出现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了低马尾，看起来比昨天更素净一些。
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目光扫过院子里的金银花藤、竹匾、石桌、老猫，最后落在我身上。
“你好，”她说，“我找砚洲。他不在屋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不知道。”我说。这也不算撒谎，沈砚洲出门不会跟我汇报行踪。
她点了点头，但没有走。她站在门口，像是在打量什么。不是打量我，是打量这个院子，打量我身后的老屋，打量那些晾在竹竿上的草药。
“你是他的邻居？”她问。
“算是。”
“你们很熟吗？”
这个问题比之前那个难回答。我和沈砚洲算很熟吗？我知道他怕高，知道他笑起来眼角有三道皱纹，知道他洗衣服用皂角，知道他说起光的时候语气会变得很轻很柔。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半夜不睡觉，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照片的时候眼睛会发空，不知道他到底在躲什么。
“不算很熟。”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一种审视——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
“我叫顾晚棠。”她说，“砚洲的……朋友。”
“阮青禾。”
“好听的名字。”她说，语气很客气，但不像沈砚洲说那句话的时候那样真。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风衣的下摆在风里轻轻飘了一下，露出里面连衣裙的裙角。她的背影很好看，腰很细，步子很稳，像是在T台上走秀一样。
我继续拣我的草药。金银花已经晒得差不多了，花瓣变得又又脆，一碰就碎。我把它们从竹匾上收起来，装进一个布袋子里，扎紧口子，放在阴凉处。
祖母从里屋出来，端着一碗红糖水，慢慢地喝着。她看了一眼院门的方向，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布袋子。
“那个女娃子，是谁？”她问。
“京城的。”
“来找那个拍照的？”
“嗯。”
祖母没再问了。她坐在竹椅上，喝着红糖水，看着院子里的金银花藤。老猫从石桌上跳下来，蹭着她的脚踝，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金银花要过季了。”祖母忽然说。
我看了一眼藤架上的花。确实，开了一个夏天，已经开始谢了。藤上还挂着几朵晚开的花，但花瓣的边缘已经卷起来了，颜色也淡了很多，不像盛夏时那样金黄雪白。
晚香玉也快谢了。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很大，圆得不像真的，挂在老槐树的枝桠间，像一盏灯笼。院子里很静，虫鸣声此起彼伏，远处的河水声隐隐约约。
门被敲响了。
不是院门，是后门。后门对着一条窄巷子，平时很少有人走。我走过去开门，沈砚洲站在门外，手里提着那盏从屋里拿出来的旧马灯。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眼眶下面那圈青黑在灯光下更深了，像被人打了一拳。
“你一个人？”他问。
“祖母睡了。”
他点了点头，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侧了侧身子，他从门缝里挤进来。后门很小，两个人面对面过的时候，几乎要贴在一起。我闻到衬衫上的皂角味，还有一点烟味——他之前不抽烟的。
我们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下。他把马灯放在桌上，灯光在金银花藤上投下一片晃动的人影。他沉默了很久，我看着他的侧脸，等着他开口。
“她要我带她拍一组照片。”他终于说，“她说拍了这组，如果还是觉得不行，她就放手。”
“你答应了吗？”
“还没有。”
“你不想拍？”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马灯的火苗晃了晃，在风里弯了一下腰，又站直了。
“我怕。”他说。
“怕什么？”
“怕拍了以后发现，我还是什么都拍不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像是一个人对自己说话，“或者更可怕——拍出来了，但和以前一模一样。那就说明我从来没有走出来过，我只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以为自己走了很远。”
风吹过来，马灯里的火苗剧烈地晃动了两下，差点熄灭。我们的影子在墙上猛地跳了一下，像两个受惊的人。
“那你来这里是为什么？”我问。
他终于转过头来看我。马灯的光落在他眼睛里，那两口很深很深的井里，忽然有了光。不是马灯的光，是从井底升起来的、一种更温暖的光。
“为了遇见你。”他说。
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从他心里直接漏出来的，没有经过嘴唇，也没有经过空气。
院子里忽然安静了。虫鸣声停了，河水声停了，风也停了。连马灯的火苗都不动了，像是整个天地都在屏住呼吸，等着听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可我没说任何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个从三千六百里外来的、连名字都像诗一样的男人，在一个月亮很大的晚上，坐在我家金银花藤下，用那种像梦呓一样的声音对我说——“为了遇见你”。
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只是一个采药的山里姑娘，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药渍，手上全是茧，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他连光碎在河面上有十二种颜色都看得出来，而我连那十二种颜色是什么都认不全。
我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在青石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太晚了。”我说，“你该回去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站起来，拿起马灯，从后门走了。门板“吱呀”一声关上，他的脚步声在窄巷子里渐渐远去，最后被虫鸣声淹没了。
我坐在石桌旁，坐了很久。月光洒在金银花藤上，已经谢了大半的花在月光下变成了银白色，像落了一层霜。老猫不知什么时候跳到了我腿上，暖暖的一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祖母说晚香玉的花语是“危险的快乐”。但晚香玉至少还开过，而我连开都没开，就把花苞掐掉了。
不是不想开。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