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法医来得比预想的晚。
我到清溪镇卫生院三年，只见过两次法医。一次是前年有个老人在河边摔倒磕破了头，家属不依不饶说是被人推的，最后法医来了，结论是意外，家属闹了几天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一次就是今天。
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卫生院后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了一小会儿脸，把车的白漆照得有些晃眼。车上下来两个人，都穿着便装，一个拎着银色的金属箱子，另一个夹着一沓表格。拎箱子的是县局的老法医，姓方，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是浓密，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不像法医倒像个中学老师。夹表格的年轻人戴着手套，脸上没什么表情，跟在他身后，像个影子。
方法医跟林医生握了手，没什么寒暄，直接就问现场在哪儿。林医生领着他往上走，我跟在后面。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方法医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两秒钟。
“你是昨天夜班的医生？”他问。
我说是。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上了楼。
我没跟上去。法医检验这种事，不需要我掺和。我回到一楼的诊室，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医学期刊，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墙上的钟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诊室里听得清清楚楚，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在敲着一扇永远不会开的门。
林医生过了快一个小时才下来。他的脸色的确很难看，但不是那种被尸体的样子吓到的难看。方医生当了二十多年法医，什么样的尸体没见过，他不会被吊在风扇上的一具女尸吓到。他的难看是别的什么原因，像是一个人咬住了嘴唇，把一些话死死地含在嘴里，含得太久了，整张脸都跟着变了形。
我在走廊里拦住他。
“方医生，”我说，“她脖子上的那个绳套，您看了吗？”
方法医停了一下脚步，把银色的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
“看了，”他说，声音不大，“那个绳套系得很松，结头在后方，勒痕的位置也不对。颈前部没有明显的索沟，主要的勒痕在颈后部。”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这种勒痕分布，不太符合典型的缢死特征。”
我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她是被勒死的，然后被挂上去的？”
方法医没有立刻回答。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这个动作持续了大概五六秒钟，在这五六秒钟里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犹豫，那种一个人在做出某个可能会惹麻烦的判断之前，短暂而又真实的犹豫。
“我不能确定，”他说，“要等解剖。”
解剖要拉到县里去，最早也要明天出结果。方法医没有再说什么，拎着箱子走了。走出两步又停下来，半侧过身子，没有看我的眼睛，只是对着我身旁的空气说了一句话。
“你是最后一个见过她活着的医护人员？”
我愣了一下。赵玉梅昨天白天来卫生院开过药，但接诊她的是林医生，不是我。方法医问的这个问题不对，他应该知道不对，但他还是问了，而且问的是我。
“不是，”我说，“林医生开的药，我只是在走廊里……”
我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我想起来了。昨天下午四点多，我去水房打水的时候，在走廊里碰到了赵玉梅。她刚从林医生的诊室出来，手里拿着一袋药，正低着头往外走。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眼神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太对——不是悲伤，不是焦虑，而是那种一个人做了某个决定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很轻很安静的眼神，像一片叶子已经离开了树枝，只是在等风把它吹走。
我见过很多种眼神。在医院这种地方待久了，你会学会辨认每一种眼神背后的东西。恐惧的眼神是收缩的，瞳孔放大，目光游移不定。绝望的眼神是沉下去的，像一块石头往水底沉，你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下坠，直到完全看不见。但赵玉梅昨天下午看我的那个眼神不属于这两种。那个眼神是散的，但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她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她在看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在看我，她的目光穿过了我，落在了我身后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我站在这边连它的轮廓都看不到。
“对，”我低声说，“我是最后一个。”
方法医点了点头，走了。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手指不自觉地摸着膝盖上的一块污渍——大概是昨天值班的时候蹭上去的碘伏，颜色已经褪成了淡棕色，但还在那里，像一个很小很小的、不仔细看本看不到的印记。我摸了很多遍，摸到那块布料都有些发烫了，才把手拿开。
走廊里有人在说话。隔着墙壁听不太清，只能听见声音的轮廓，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纱布听外面的世界。断断续续的，几个词偶尔会变得清晰一些——“赵玉梅”“上吊”“昨晚”“雾太大”——这些词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从走廊这头传到走廊那头，像某种繁殖速度极快的藤蔓植物，用不了一个下午就会爬满整个清溪镇。
到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赵玉梅死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版本，自己的猜测，自己的结论。大多数人的版本会是“赵玉梅想不开上吊了”，这个版本最省事，最不麻烦，最不需要追问任何一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而真相是什么，在那绳子上，在赵玉梅小腿的淤痕里，在她每天夜里听到的那个窗外的声音里，在那句她从来没听过的、但一听就知道是在叫她的名字里——这些东西都会被“上吊”两个字盖住，像用一块布盖住一只不肯停下来的鸟笼，你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了，但鸟还在里面，一直在里面。
我站起来，准备回诊室，一转身看到陆骁站在我身后大概两米的地方。
他不知站在那里多久了。这个年轻人走路没有声音，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就出现在你的背后。他手里还是拿着那个本子，笔夹在本子的封皮上，银色的笔帽在光灯下闪了一下。
“沈医生，”他说，“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他的语气不像是警察在问话，倒像是邻居家的大男孩来找你借东西，客客气气的，甚至带一点讨好。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翻开本子，拿起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早上在筒子楼门口的一模一样——白牙，端正，恭顺，像教科书上示范“礼貌微笑”的标准图片。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没有笑。他的眼睛是在看的，在观察，在记录，在把我说出的每一个字、做出的每一个表情都装进那双没有什么温度的眼睛里，然后原封不动地搬到那个本子上去。
“昨天你几点下的班？”
“十一点左右。”
“回家路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
我张了张嘴。桥上的那个人影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像一盏忽明忽灭的灯，亮了一瞬就灭了。我犹豫了大概半秒钟——也许更短，短到我自己都差点没意识到——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我说，“雾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
陆骁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那双眼睛安静地看着我。
“你认识赵玉梅多久了？”
“三年吧，”我说，“她是我们卫生院的签约病人，每年都来体检。”
“她这个人怎么样？我是说，她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我回想了一下赵玉梅在我记忆里留下的所有画面。她在走廊里低着头走路的样子。她在挂号窗口排队时从来不跟人说话的样子。她坐在候诊区椅子上发呆的样子。她昨天下午从我面前经过时那双空洞的、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眼睛。
“她话不多，”我说，“从来不跟人闲聊。来卫生院就是看病，看完就走了。”
“她家人呢？”
“她老公在外地打工，好像是在浙江什么地方。有个儿子，在县城上高中，住校的。”
陆骁又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他的字迹很工整，从左到右一笔一划的，隔着纸张的背面都能看出那种规规矩矩的认真劲儿。他写了大概二十秒钟，然后合上本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迅速地下移，落在了我的脖子上。
他的目光只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但那一秒够长了，长到我能感觉到他看到了什么。
我下意识地把白大褂的领子往上提了提。
“沈医生，”陆骁的声音忽然变了，那种客客气气的调子收起来了，换成了另一种更平更淡的语气，像一个医生在问你“哪里不舒服”时候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停在领口上。
没有镜子，我看不到自己脖子上的样子，但我能猜到他在看什么。那块淤痕在左侧，锁骨上方两指的位置，大小大概跟一枚币差不多，颜色是青紫色的，边缘有些发黄，说明已经过了几天了，正在慢慢消退。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它，涂过遮瑕膏遮过，但今天早上走得急，大概没有遮住。
空气安静了几秒钟。走廊里的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六十赫兹的电流声，人耳刚好能听到的下限，像一只蚊子在很远的地方飞。
“不小心磕的，”我说。
陆骁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他笑了，这次的笑容跟之前不一样，嘴角的弧度更小，持续的时间更短，像一个句号一样脆利落地结束了。
“好的，”他说，把笔别在本子上，往后退了半步，“谢谢你，沈医生。有什么情况我再找你。”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逐渐远去，运动鞋踩在地砖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像一只老鼠从墙角溜过。
我站在走廊里，手指还捏着白大褂的领口。等到陆骁的脚步声完全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才把手放下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指腹上有几个浅浅的指甲印，是在捏领口的时候太用力了，指甲掐进自己的皮肤里留下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走廊清洁剂的味道，有一些我说不上来的、医院特有的、混合了各种药物和人体分泌物的味道。这些味道我闻了三年，早就闻不出来了，但今天的空气忽然变得比以前重了，像掺杂了别的东西，一种来自更远的地方、更深的夜晚的味道。
我忽然很想抽一烟。我从来不抽烟的，但此刻我无比清晰地想象着一烟被我夹在指间的感觉，白色的烟卷，橙色的滤嘴，烟雾从燃烧的那一端升起来，在我面前形成一个小小的、转瞬即逝的屏障，把我和这个诊室、这个走廊、这个镇子隔开几秒钟。
但我没有去拿烟。我松开了领口的手，把它进白大褂的口袋里，转身往自己的诊室走去。
经过护士站的时候，小周叫住了我。
“沈医生，你的快递。”
她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不大，大概A5的大小，厚度也很薄，摸起来像是只有一两张纸。我接过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寄件人那一栏是空白的，没有名字，没有地址，只有一个邮戳，戳上的期是一周前的，地点是本县县城。
我在护士站旁边拆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四寸的，普通的柯达相纸，光面，边角有些翘起，像是被人用手反复摸过。
照片上是一扇窗户。一扇很普通的、老式的木头窗框的窗户，窗户外面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窗户里面亮着一盏灯。灯光的颜色是暖黄色的，不算太亮，刚好能把窗户里侧的那个人影映在玻璃上。
那个人影很模糊，看不清五官，连身形都不太分明，但能看出来是一个女人，她站在窗户前面，侧着身子，一只手抬起来，像是扶着窗框，又像是想要推开窗户。
照片的右下角有人用黑色的签字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不常写字的人一笔一划描出来的，笔画之间的停顿很短，短到能感觉到写字的人握笔的时候手指在发抖。
那行字写的是：你能看到我吗？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白纸一张。我再翻回正面，盯着那个站在窗户前的人影看了很久。那个人影的轮廓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像是一把钥匙忽然进了一把锁里，齿槽和弹子对上了，但还没有拧下去，差最后那一下。
然后我想起来了。
那个人影的站姿——微微偏向左侧的身体，稍稍低着的头，右手抬起来扶在窗框上的高度——这个姿势我在不久前刚刚见过。在筒子楼四楼，402的门口，当我抬起头看向那个吊在风扇上的身体时，她的身体就是这个姿势。微微偏向左侧，稍稍低着头，右手抬起来，像是在够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推开什么人。
我拿着照片的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动，而是那种很细微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颤抖，像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挂在枝头，风不大，但它就是一直在抖，一直在抖，抖得整棵树都跟着它一起不安。
信封里还有什么东西。我把手伸进去，指尖触到了一些细小的、沙沙作响的东西。我把它倒出来，落在掌心里的是几粒暗红色的、枯了的碎片。我把它们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没有气味，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立刻就认出了它们是什么。
枯的玫瑰花瓣。
不会错的。卫生院后院的花坛里就种着玫瑰，粉红色的那种，月月开，月月落。林医生每天早上路过的时候都会浇一点水，他总说这花好养活，不用怎么打理就自己开得热热闹闹的。现在是十月，最后一茬花开过了，花瓣落了满地，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我后院的玫瑰，花瓣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没有寄件人的信封里，寄到我手上？
走廊里的光灯管又嗡鸣了一声，比刚才更响了，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苏醒过来。我把照片塞回信封，把信封折了一下，塞进白大褂内侧的口袋里，扣上了扣子。玫瑰花瓣还在我的掌心里，我握了握拳头，把它们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花瓣的碎屑嵌进我的掌纹里，变成了一条一条暗红色的细线。
门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声很重，是那种穿着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的声音，笃、笃、笃，不紧不慢，像一个什么人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把手心里的花瓣碎屑拍掉，直起身子，对着护士站的小周笑了笑。小周正在低头整理病历，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很好。在这个镇上，表情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你脸上挂着什么表情，别人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在这个地方，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比被人知道你家里藏着什么还要致命。
脚步声在走廊拐角处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笃、笃、笃，鞋跟敲击地面的节奏稳定得像一个心率仪。
我转过身，面向走廊的方向。
走廊的那一头，一个穿着深灰色夹克的男人正朝我走来。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身体微向前倾，像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永远在想事情，想得太认真了，连自己的身体都顾不上整理。他的脸隐没在走廊背光的阴影里，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轮廓——方下颌，高颧骨，眉骨突出，眼窝深陷得连走廊尽头的灯光都照不亮。
他在我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走廊里的光终于落到了他的脸上。
我不认识他。但从他的站姿，从他看我时的眼神，从他把手在裤兜里不拿出来、不跟你握手、不跟你寒暄、甚至不跟你做任何不必要的眼神交流的做派来看，他不是清溪镇的人。清溪镇的人看我时不会有那种眼神。那种眼神是一个外来者才有的眼神，它里面带着一种毫不在意的审视，像一个人在看一件他不知道用途的工具，估量着这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他花时间去弄清楚。
“沈医生？”他问。
他的声音不大，但浑厚，从腔里压出来的，带着一种跟这个镇子完全不搭调的、城市里才有的那种燥和硬气。
“我是，”我说，“您是？”
他没有回答。他从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证件本，翻开，竖在我面前。证件上有他的照片，有一枚红色的公章，有“清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字样，还有他的名字。
我看到了那个名字，但我还没来得及把它读出来，他就把本子合上，收回口袋里了。
“我们需要谈谈，”他说，“关于昨天晚上的事。”
他的视线从我脸上移开，往下，落在了我白大褂领口的位置。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跟陆骁一模一样的东西——那种迅速而准确的扫视，像一盏探照灯，扫过去的一瞬间就把一个区域里所有值得注意的东西都照了一遍，然后迅速移开，绝不在一处停留太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警觉。
我把白大褂的领口又往上提了提。
他看到了这个动作。他一定看到了。他的目光在那一瞬间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变化，像一个人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线条里忽然看到了一个可以连起来的点，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了。
“走吧，”他说，“去你诊室。”
他侧过身，给我让出半个身位。走廊的灯光打在他的肩膀上，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投下了一个又长又硬的影子。那个影子不像一个人，更像一把刀，立在地面上，刀尖指向我的方向。
我迈出了步子。
白大褂内侧的口袋里，那个折起来的信封贴着我的膛，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覆在我的心跳上。每走一步，信封的边缘就轻轻戳一下我的肋骨，不疼，但很清晰，像一手指在不停地、不停地提醒我一个事实。
那个信封里装着的，不只是一张照片和几片枯萎的花瓣。
它装着一个人死前最后留下的，一个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