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农历二月末，惊蛰的雷声仿佛还在山谷间隐隐回荡，春分的气息已悄然笼罩了先觉岭。
接连几场细密绵长的“桃花雨”，将皖南丘陵浸泡得酥软。冬的凛冽僵冷被驱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饱含水汽的润泽。田垄间蓄起了明晃晃的“汪田水”，倒映着铅灰色迅速流转的云团。空气清冽，深深吸一口，能闻见泥土深处翻上来的腥润气，混杂着去岁稻草腐烂后淡淡的酸甜，以及远处坡地上油菜花初绽时那一缕若有若无的、带着青涩的芬芳。布谷鸟的叫声，“咕咕——咕咕——”，从这道山梁追到那道山沟，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亮，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大地和人心。
天还没亮透，墨蓝色的天穹边缘刚刚渗出一线蟹壳青。悬挂在新建队仓库屋檐下那口生锈的铁犁头，就被李队长用一截废弃的拖拉机连杆，“铛！铛！铛！”地敲响了。这声音不像铜哨那般尖锐刺耳，却更加沉浑厚重，带着金属独有的、震颤人心的穿透力，在寂静的黎明空气中一波波荡开，将最后一缕残梦震得粉碎。
陈少平从一种深沉的、肌肉酸痛的疲惫中挣扎醒来。春耕前的这段子，他们这些知青被分散编入新建队下属的四个生产小分队，由各队指派的当地老农带着，些预备活：用四齿耙耧掉田里过冬的稻茬，用铁锹加固被雨水泡软的田埂，疏通堵塞的水渠。活计零碎，却从早到晚不得闲，骨架像是被拆开又重新草草拼凑过，到处都泛着酸涩的钝痛。他摸索着穿上那身洗得发白、肘部和膝盖打着深色补丁的蓝布学生装，布鞋乎乎的，带着隔夜的寒气。同屋的程大炮咕哝着骂了句含混的脏话，像头笨熊似的从被窝里拱出来。吴仁思已经窸窸窣窣地整理他那件旧军装，努力抚平衣襟上的皱褶，手指仔细地正了正衣领——即便在这样的清晨，他也要维持一种体面。赵建国则一如既往，像个无声的幽灵，早已将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沉默地站在门边。
食堂里烟雾缭绕，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大铁锅里熬着照见人影的玉米掺子粥，另一口大甑子里蒸着杂合面窝头，那是玉米粉、薯粉，掺少许异常珍贵的面粉做成的。今天轮到刘爱芳和另一个叫周桂珍的女知青值厨，两人显然不熟练，被烟火呛得直咳嗽，脸上抹了好几道黑灰。没有额外的帮手，一切靠自己。早饭简单到近乎严酷：一人一大碗稀薄的粥，两个黑黄坚硬、拳头大小的窝头，外加一小碟淋了丁点酱色、咸得发苦的腌“落菜”。窝头粗糙拉嗓子，必须就着滚烫稀薄的粥水才能勉强吞咽。那咸菜齁咸，只能筷子尖小心翼翼地蘸上一点，在嘴里咂摸许久。
女知青们聚在靠墙的条凳上。阿云小口吹着滚烫的粥，热气模糊了她沉静的眉眼。苏建英——就是那个年纪最小、个子也最瘦小、被大家戏称为“小不点”的女知青，坐在阿云旁边。她真的还没怎么发育，穿着改小了的旧军装，像个清瘦的少年，捧着粗瓷大碗，几乎要把整张脸埋进去。她吃得急，不时被硬的窝头噎住，梗着脖子用力往下咽，小脸憋得通红。陈少平瞥了一眼，心里觉得有点滑稽，又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涩——大家都在努力适应，以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
天色青灰，晨雾像白色的轻纱，尚未完全散尽。全体人员被到仓库前略显泥泞的打谷场上。李队长背着手，脸色比天色更沉。徐老爹腋下夹着那本油亮的工分簿，像个沉默的账房先生。他们身旁，站着四位肤色黝黑、脸上刻满风霜痕迹的老农——正是新建队下属四个生产小分队的队长，也是接下来春耕实战的“总教头”。张青松、冭毛、二毛等七八个本地青年好手也在一旁，他们穿着更单薄的粗布褂子，有的赤脚，有的趿拉着破草鞋，神情自若，正用急促难懂的土话低声交谈，偶尔发出短促的笑声，带着一种土地赋予的笃定。
工具森然陈列：几张沉重的老式木犁，犁锹被磨得闪着冷冽的寒光；巨大的长方形木耙，耙齿粗壮如猛兽的獠牙；更多的扁担、箢箕、四齿耙堆成小山。空气里弥漫着铁锈、桐油和湿木头混合的沉重气味。
“抢天时，赶地气！”李队长的声音劈开晨雾，像一块冰冷的铁砸在地上，“春耕大忙，今开张！东大田十五亩，西冲田十二亩，五之内，头遍犁完，二遍耙平！误了农时，秋后喝西北风！”他鹰隼般的目光扫过人群，“新建队四个小队，各归各队，听队长安排！这是硬骨头，谁也别想溜边耍滑！出样子，公社有面红旗等着；成稀泥，年底决算，超支户里自己找名字！”
四个老农各自上前，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招呼自己小队的人。陈少平、程大炮、吴仁思、赵建国，还有另外七八个本地男知青，分在了第一小队，队长正是那位姓胡的瘦老头，而张青松是队里的骨。他们的主战场是东大田。阿云、苏建英等女知青则分在了其他小队，主要负责运送底肥、清理田埂等辅助任务。
东大田在渐散的雾气中显露轮廓，一片相对平坦的塝田，蓄着浅浅的一层水，像一面巨大的、微微颤动的毛玻璃，倒映着逐渐清朗起来的天空和远处黛青色的山影。水是刺骨的凉，下面的田泥经过一冬板结，虽被泡软了表层，深处依然坚硬。
张青松和冭毛率先甩掉草鞋，赤脚踏进冰冷泥水，眉头都没动一下。张青松拍了拍那头名叫“大牯”的老水牛宽厚的肩胛，嘴里发出几个低沉短促的音节。套轭、系绳、扶犁起身，动作流畅如行云流水，仿佛人与牛、犁与土地本就一体。沉重的木犁在他手中轻盈起来，犁锹“噗嗤”一声利落地楔入泥土，随着老牛沉稳均匀的步伐，一道笔直的、泛着油润黑光的泥浪应声翻滚而起，泥土被撕裂的沉闷声响持续而富有节奏。
“后生们，看真着！”胡队长嗓门洪亮，指着张青松的动作，“扶犁要稳，心要静，眼观前方一条线，手下感觉犁头吃土深浅！脚踩犁沟边，步子随牛走，莫乱晃！”
轮到知青们尝试，方才的流畅优美瞬间崩塌。犁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桀骜不驯的烈马。程大炮仗着力气猛，犁头一下扎得太深，老牛闷哼一声拉不动，他自己也差点被带倒；一下又飘在表面，只划开一层水皮。吴仁思努力挺直腰板，讲究姿态，却控不住方向，犁出的沟歪歪扭扭，像醉汉画符。陈少平双手死死扣住冰凉的犁把，感觉那不是木头，而是一头拼命挣扎的野兽，巨大的反震力让他双臂发麻，虎口刺痛。脚下的泥又粘又滑，每拔一步都耗尽全身力气。没走多远，就气喘如牛，冷汗热汗混在一起往下淌。
张青松一直默默观察着。等陈少平踉跄停下，大口喘气时，他才趟着泥水走过来。没多话，直接握住陈少平的手，调整他手指扣住犁把的位置和力道，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和后背。“莫用死力对抗。放松，去感觉牛的劲，顺着它。脚下要踩实，但莫钉死，跟着动，像……像水上的船。”他的手粗糙而温暖，带着土地劳作特有的力度。陈少平依言，努力放松紧绷到疼痛的肌肉，将注意力从对抗转向感知。第二次尝试，犁沟依旧歪斜，深浅也不均匀，但那股蛮横的对抗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笨拙的、却开始有意识的跟随。
“有点门路了。”张青松点点头，“这活计，急不来，靠的是手感和熬炼，一天有一天的长进。”
更多的人，连扶犁的资格都还在争取。他们被分配去完成更基础也更磨人的任务——运送底肥。把年前沤在田头粪凼里、已经发黑发臭的塘泥和猪圈粪，用箢箕一担担挑到田里，再用手或简陋的竹扒子撒开、摊平。肥料湿滑沉重，恶臭熏人。扁担压在满是旧伤新痕的肩膀上，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阿云、苏建英她们和其他男知青一样，两人抬一箢箕，在湿滑狭窄的田埂上步履维艰，泥浆溅满了裤腿和手臂。苏建英个子小，箢箕几乎拖地，纤细的手臂绷得紧紧的，脸憋成了酱紫色，却紧咬着下唇，一声不吭，眼神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强。死活扶不好犁的程大炮挑着自己那份，走过苏建英身边时，脚步顿了顿，看似随意地把她箢箕里最湿最重的一坨肥，用手拨拉了一些到自己的筐里，动作粗鲁，脸上还装作不耐烦的样子。苏建英抬眼飞快地看了他一下，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抬筐的步子似乎稳了一点。
头不知不觉爬高了，虽然春阳不算烈，但长时间的弯腰负重，汗水依旧迅速浸透了单薄的衣衫，紧贴在皮肤上，闷热难当。手掌上旧的血泡破了，新的又磨出来，辣地疼。腰像是要断裂开来，每次勉强直起身，眼前都阵阵发黑，金星乱冒。
中午歇息的哨声响了起来，李队长腰间挂着个旧铜哨，有时也吹。哨声短促得让人绝望。送来的午饭是早已冰冷的杂面窝头和一大瓦罐清汤。汤是白水煮的萝卜片，飘着几片暗绿的菜叶，几乎看不到油花，只撒了粗盐，就这样，萝卜片都少的可怜，每个人平均摊下来只有区区的三四片。窝头像石头一样硬，就着寡淡的汤勉强吞咽。众人或蹲或坐在泥泞的田埂上，狼吞虎咽，只为那一点可怜的热量和体力补充。阿云吃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数着饭粒，目光投向远处在阳光下暂时闲下来的田垄，有些空茫。苏建英累得像是脱了力，靠在阿云身边，小口喘着气，连窝头都拿不稳。
下午，疲惫如无形的泥沼，拖拽着每个人的四肢和意志。重复的劳作、身体的极度不适、以及仿佛永无止境的田地，开始悄无声息地瓦解着最初的紧张和些许的新奇。有人动作明显迟缓下来，有人开始低声抱怨腰疼腿酸。
吴仁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低迷的气氛。他强忍着浑身的酸痛，咽下最后一口硬的窝头，努力挺直腰板站了起来。他走到胡队长和张青松面前，脸上带着一种努力想表现沉稳、却因年纪和疲惫而略显稚嫩的郑重。
“胡队长，青松哥，”他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声音不高，但足够让附近的人听见，“还有几位老师傅，这两天，实在辛苦你们了！我们这些学生娃，以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们不嫌弃，手把手地教，耐心指点，这份情，我们新建队的知青都记在心里！”他说得有些书面化，脸也微微涨红，但眼神诚恳，“这面红旗，我们一定鼓足劲，争取拿到！不能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心血和教导！”他转向疲惫的同伴们，提高了音量，“同学们！老乡们这么尽心尽力帮我们，我们自己更要争气！咬咬牙，挺过去！年轻，怕什么累？这红旗，不仅是为新建队争的，也是给所有教我们、帮我们的老乡的一份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他的话，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动员色彩，在极度疲惫的身体感受面前，或许显得有些空洞。但在那种沉闷压抑、几乎要被劳累击垮的氛围里，有一个人站出来，试图把散乱的注意力重新凝聚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哪怕这个目标只是一面简陋的红旗，也像在沉闷的屋子里推开了一扇小窗，透进一丝不一样的风。程大炮第一个用嘶哑的嗓子吼道：“有！他娘的！”几个男知青也跟着稀稀拉拉地响应。气氛似乎被搅动了一下，虽然依旧沉重，但那种纯粹的绝望感淡去了一些。
胡队长显然不太习惯这种学生式的“致谢”，布满皱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嗯”了一声，挥了挥粗糙的大手。张青松则看着吴仁思，目光平静，微微颔首，似乎认可这份心意，也明白这背后的不易。
张青松没再多说，转身重新扶起了犁。但他的动作，明显带上了更多示范的意味。他有意放慢了速度，让旁边的知青能看清他下犁的角度、手臂用力的变化、脚步与牛配合的节奏，甚至如何通过缰绳细微的调整来引导牛的方向。
接下来的两天，子在汗水和泥泞中缓慢而固执地前行。天气变幻不定，时而阴云密布，时而漏下几缕惨淡的阳光，田里的活却像上了发条，一刻不能停歇。身体的疼痛从尖锐变得麻木，又从麻木中生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机械的韧性。手上的血泡层层叠叠，破了又好，好了再破，最终开始结成坚硬的茧子。脸被风吹晒，黑红脱皮。变化在细微处悄然发生：扶犁的手渐渐找到了些许感觉，挑担时懂得利用腰腿配合省力，撒肥时手腕学会了巧劲。知青之间开始有了简单的互助，谁的水壶空了，会有人默默递过自己的；谁滑倒了，旁边会伸来一只同样泥泞的手。
苏建英虽然瘦小，但骨子里有股韧劲，抬肥从不叫苦，也不轻易接受额外的帮助，除非像程大炮那样“粗暴”地直接分担。程大炮似乎也找到了某种乐趣，总是“恰好”路过，顺手帮一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只是黝黑的脸上偶尔会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别扭。
第三傍晚，天空阴沉得厉害，飘起了冰冷的雨丝。李队长吹响了紧急收工的哨子。大部分人都往村里跑，张青松却喊住了第一小队的几个男知青，包括陈少平、程大炮。“肥料刚撒开，雨一冲就白费了！”他们冒着渐密的雨水，用能找到的稻草、破布，手忙脚乱地遮盖露天堆放的肥堆。雨水浇透了单衣，冷得人牙齿打颤，泥浆糊了满脸，但没有人退缩，一种奇异的、共同抵御某种损失的信念，让简单的动作充满了紧迫感。
第四天下午，夕阳挣扎着从云层缝隙投下最后几缕金光时，东大田的最后一道犁沟终于合拢。所有人都站在高高的田埂上，望着眼前这片被彻底翻转、着深褐色膛、在晚风中散发着浓烈土腥气的土地。二十七亩，像一个巨大的、新生的伤疤，又像一个庄严的誓言。
李队长、徐老爹和四位小分队长，像验收重大工程的官员，神色严肃地沿着田埂巡查。他们不时蹲下，抓起泥土在指尖捻搓，查看深度、匀度和破碎程度，用脚步丈量田面的平整。李队长脸上依旧看不出喜怒，只是偶尔与徐老爹低声交换一两句。
终于，巡查完毕。李队长走到打谷场中央，那里不知何时已埋好一碗口粗、剥了皮的杉木杆子。徐老爹从怀里取出那面折叠整齐的红布——正是那面“先进新建队”的流动红旗。
李队长接过，双手用力一抖，红旗在渐暗的天光中展开。布料是最普通的红洋布，黄漆刷的字不算工整，但在四周灰暗的景物和人群疲惫的注视下，那抹红色，鲜艳得有些惊心，有些悲壮。
他没有立刻挂旗，而是转过身，面对着眼前这群几乎被汗水、泥泞和极度疲惫重塑了模样的人。他的目光缓缓移动，掠过张青松、冭毛等本地青年沉稳的脸，也仔细看过吴仁思、陈少平、程大炮、赵建国，以及每一个知青——包括站在女知青队列里，瘦小却努力挺直身体的苏建英和沉静的阿云。
“这五天，”他开口，声音比往常低沉，甚至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不容易。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学生伢，吃了苦，受了罪。活计，谈不上漂亮，但没偷懒，没耍滑，实打实地下来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斟酌词句，“这面旗，是公社给的。它不光代表活得好赖，更代表一种态度，肯学、肯、肯吃苦的态度！这态度，你们有了！”他提高声音，目光扫过众人，“吴仁思！”
“到！”吴仁思一个激灵，下意识挺。
“你是队里知青的部，过来！和青松一起，把这面旗，给老子挂到顶上去！”
吴仁思和张青松对视一眼，两人走上前。吴仁思接过红旗，手有些微颤。张青松帮他理平旗角，然后两人合力，将旗套上光滑的木杆。吴仁思深吸一口气，拉动了系在杆顶的麻绳。
粗糙的红旗，在众人仰望的目光中，缓缓攀升。晚风吹来，旗帜猎猎展开，那简单的四个字，在暮色四合的打谷场上，仿佛有了千钧重量。
没有欢呼，没有掌声。极度的疲惫和突然汹涌上来的复杂情绪，堵住了所有人的喉咙。程大炮猛地别过脸去，用力揉了揉眼睛。吴仁思仰着头，眼圈通红，膛剧烈起伏。陈少平觉得鼻腔酸涩得厉害，视线瞬间模糊，那面红旗在泪光中化成一团跃动的、温暖的火。阿云紧紧抿着唇，泪水无声地滑过沾满泥点的脸颊。苏建英个子矮，努力踮着脚，仰着小脸，泪水在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眼神却亮得惊人。就连一向阴郁的赵建国，也仰着头，久久地望着那面旗，喉结上下滚动。
那不是胜利的狂喜，而是一种混合着汗水、泪水、泥土味和极度疲惫的、近乎悲壮的确认。他们这群与土地格格不入的“学生伢”，用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第一次，真正地“做成了”一件事，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却无比真实的认可。
回新建队驻地的路，仿佛比来时更加漫长，脚步沉重得抬不起来。但沉默的队伍里，开始有人用嘶哑到几乎无声的嗓子，哼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起初只是一两个人，断断续续，像风中残烛。渐渐地，哼唱的人多了起来，声音依旧微弱，不成调子，却异常执拗，仿佛要用这残存的气力，为这五天的艰辛，做一个苍凉的注脚。
晚饭的食堂，气氛异样。依旧是杂粮饭，落菜，但炊事组不知从哪里，也或许是徐老爹从队里仓库特批的，弄来了一小碗颜色很深的、散发着特殊咸鲜气味的“霉豆豉”。用筷子尖挑上一点点，和着汤汁拌在粗糙的饭粒里，那独特的、带着时间发酵痕迹的咸香滋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极大地抚慰了疲惫的味蕾和空虚的肠胃。这小小的、味道浓郁的恩赐，在极度匮乏的子里，成了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实在的慰藉。
陈少平默默地吃着，霉豆豉的咸鲜混合着粗糙饭粒的质感，清晰地提醒着他此刻的存在。他累得几乎握不住筷子，但脑海里异常清醒，像被冰冷的井水浇过。那面红旗，张青松扶犁时手臂绷紧的线条，吴仁思讲话时涨红的脸和努力挺直的背，程大炮拨肥时粗鲁又别扭的侧影，阿云喝粥时沉静的眉眼，苏建英抬肥时咬紧牙关的倔强，还有此刻口中这奇异而深刻的滋味……无数画面和感受混杂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浑身每一块肌肉、每一处关节都在尖锐地抗议。但在这极致的疲惫深处，陈少平恍惚觉得，自己身体里某个部分，似乎真的被这五天的泥土和汗水，被那面简陋的红旗，被那口咸鲜的霉豆豉，被所有共同经历的狼狈与坚持，悄悄地改变了一点质地。依旧茫然，依旧疼痛，却仿佛有了一丝极微弱的、落地的实感。
窗外，是浓稠如墨的春夜。没有蛙声一片，时令未到，寒意料峭，田野依旧沉寂。只有不知躲在何处的蟋蟀或草虫，试探性地发出一两声极其微弱的、颤巍巍的鸣叫，更反衬出天地间的空旷与寂静。
春耕的第一场硬仗，以一面红旗和浑身散架般的疼痛，暂时画下了句号。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犁耙过后是播种，播种之后是没完没了的薅草、施肥、除虫，还有盛夏恐怖的“双抢”。生活，正用它最粗糙的方式，缓缓展开它真实而坚硬的画卷。
（第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