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涛是被手机震醒的。
凌晨四点十七分，天还没亮。他摸过枕头边的手机，屏幕的蓝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一条新消息，发件人是俞小风。
“程光涛，我在你楼下。民宿后门，一个人来。”
程光涛坐起来，左膝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大半，但左臂上的四道疤痕还在发痒——那是新肉在生长的信号。他穿上冲锋衣，把瑞士军刀塞进口袋，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
走廊里很安静。司马佑青的房间在对面，门缝下面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她也醒着，或者在看书，或者在发呆。程光涛没有敲门，他不想让她再卷入和俞小风的任何事。
他下了楼梯，穿过大堂。前台没有人，只有一盏节能灯在嗡嗡地响，照得整个大堂惨白。他推开后门，走进民宿后面的小巷。
巷子很窄，两边堆着民宿换下来的床单和毛巾，空气里有洗衣液的味道。巷子尽头是一盏快要熄灭的路灯，灯泡在灯罩里忽明忽暗，像一只快要闭上的眼睛。
俞小风坐在路灯下面的轮椅上。
他的轮椅是那种最便宜的、铁管焊接的、没有扶手没有脚蹬的简易轮椅，椅背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他的右腿用绷带绑在轮椅的踏板上，左腿垂在地上，脚尖点着地面，维持着轮椅的平衡。
他的脸在路灯的闪烁中忽明忽暗。程光涛走近了，才看清他现在的样子——皮肤恢复了正常的颜色，不是灰白色也不是半透明；眼睛是深棕色的，不是金色；脸上的比例也正常了，嘴唇在，鼻子在，耳朵在。但变化还是有的：他的左脸颊上多了三道平行的、浅粉色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抓过。他的左手——那只之前变异成爪子的手——现在已经恢复了五正常的手指，但指甲是黑色的，不是涂的指甲油，而是从甲床里长出来的、天然的、像墨玉一样的黑色。
“你的脸怎么了？”程光涛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俞小风摸了摸自己左脸颊上的三道疤痕，笑了一下。这次的笑不是强哭强笑，而是正常的、带着一点点自嘲的笑。“从界树那边出来的时候，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个大家伙。两米多高，浑身灰黑色，脸长得像人又像猿。它没有攻击我，只是凑近看了我一眼，爪子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脸，就这样了。”
程光涛想起那个在树林里追踪他们的灰黑色身影。野人。它没有伤害俞小风，只是留下了三道浅浅的疤痕——像是在做标记。
“它认识你。”程光涛说。
“认识我身上的玃天残留气息。”俞小风低头看着自己黑色的指甲，“我的身体被玃天污染过，虽然你切断了连接，但残留物还在。这些东西——指甲、脸上的疤痕、右腿的神经损伤——都是残留物。它们不会消失，也不会再恶化。我就这样了，一个半人半残的、留着怪物印记的、还有几个月好活的前连长。”
程光涛沉默了几秒。“你为什么来找我？”
俞小风从轮椅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程光涛。
是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没有封口，边角已经被磨得起了毛。程光涛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和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上有锯齿状的裁切痕，是那种老式照相馆的证件照。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二十出头，穿着军装，戴着无檐帽，浓眉大眼，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
程光涛认出了那张脸。是俞小风。二十年前的俞小风，还没有盗伐古树、没有被降级、没有被、没有诈骗、没有流亡、没有瘫痪、没有被玃天污染的俞小风。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两行字：
“俞小风，1988年入伍，1990年提。愿你永远记得自己是谁。”
信纸上是手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写过字的人用不习惯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程光涛展开信纸，在路灯下读：
“程光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你看到的时候我还在不在。但有些话，我得说出来。
“我俞小风这辈子，坏事做绝。盗伐古树的时候，我亲眼看着那棵长了八百年的铁坚杉倒下，树冠砸在地上，震得整座山都在抖。我没有心疼，我只算着它能卖多少钱。的时候，教导员找我谈话，说了四个小时，从军规说到国法，从国法说到做人的底线。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只想着怎么把藏在山洞里的那批木头运出去。流亡的时候，我躲在边境小城的出租屋里，看着自己的右腿一天一天地萎缩，从能走路到拄拐杖，从拄拐杖到坐轮椅，从坐轮椅到连尿壶都够不着。我恨过天恨过地恨过所有人，唯独没有恨过我自己。
“但在地下河的那座桥上，你切断玃天对我的控制之后，我跪在桥面上哭了很久。不是强哭强笑的病，是真的哭。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1988年入伍那天，我爹送我上火车，他从怀里掏出这张照片塞给我，说‘到了部队好好，别给你爹丢人’。想起1990年提那天，我在宿舍里对着镜子敬了一个礼，镜子里的那个年轻人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想起第一次去神农架巡山，看到出从金猴岭后面升起来，整个山谷都是金色的，我当时想，这辈子就守在这片山里也挺好。
“那些想法，不是被我弄丢了。是被我亲手埋了。
“程光涛，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几个月，几周，也许几天。玃天的残留物还在我身体里，它不会放过我。但我死之前，想做一件对的事。那三个人的尸体——我说过的，两个合伙人，一个线人——埋在山洞里。那个山洞的位置，我告诉过你了。我写完这封信就去派出所。不是自首，自首是求宽大处理。我是去认罪。人偿命，我认。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帮我做一件事：把这张照片和这封信寄给我爹。地址在信封背面。他今年七十八了，一个人在老家。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我想让他知道，他儿子最后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俞小风，2024年9月”
程光涛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把信封塞进自己口袋里。
“你什么时候去派出所？”他问。
“天亮。”俞小风说，“等你们走了我就去。”
“等我们走了？”
“我知道你们明天要和考古队汇合，要公布1986年考察队的发现。那些东西——幽渊、界树、玃天——不应该让太多人知道。但你们程家和司马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剩下的收尾工作，交给我这种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来做。”
俞小风从轮椅的帆布包里又掏出一样东西，递给程光涛。是一把钥匙，铁的，普通的大门钥匙，上面贴着一张白色胶布，胶布上用圆珠笔写着“12”。
“木鱼镇往西十五公里，岔路口有一棵被雷劈过的松树。顺着松树往下走两百米，有一个被藤蔓盖住的洞口。洞口有一扇铁门，这把钥匙开的是铁门上挂的挂锁。人就在门后面。”
程光涛接过钥匙，握在手里。铁是凉的，但很快被他的掌心捂热了。
“我会去。”他说。
“不要一个人去。”俞小风说，“带上那个护林员，李野。他爷爷当年给我带过路，知道那个地方。让他陪你去。”
程光涛点了点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路灯的光不再闪烁了，它彻底熄灭了。巷子里只剩下从民宿窗户里透出来的微弱的灯光，和远处街道上路灯投过来的橘黄色光晕。
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已经开始泛白，不是鱼肚白，而是一种淡淡的、像水彩画里洗笔水一样的灰蓝色。
“程光涛。”俞小风叫他。
“嗯。”
“你说过，用我的血做封印的引子，管用了。玃天被封住了。”
“管用了。”
“那就好。”俞小风低下头，看着自己黑色的指甲，“那我这几个月，也不算白活。”
他用手转动轮椅的轮子，调转了方向，朝着巷子的另一头慢慢地、一瘸一拐地移动。轮椅的轮子碾过水泥地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清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程光涛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
俞小风没有回头。
程光涛回到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没有再睡，洗了脸，换了衣服，把《林氏山志》和俞小风的信放进背包里，又把那把铁钥匙单独放在冲锋衣的内兜里。
七点半，他下楼吃早餐。民宿的餐厅在一楼，几张木头桌子，桌上摆着不锈钢的保温桶和搪瓷盆。保温桶里是白米粥，搪瓷盆里是馒头、煮鸡蛋和咸菜。
司马佑青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了，面前放着一碗粥和一个剥了一半壳的鸡蛋。她看到程光涛进来，指了指对面，没有说话。
程光涛盛了一碗粥，拿了一个馒头，坐在她对面。
“昨晚有人来找你？”司马佑青低声问。
程光涛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下楼的时候我听到了。后门开关的声音。”她咬了一口鸡蛋，“俞小风？”
“嗯。”
“他来什么？”
程光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封从背包里拿出来，递给她。司马佑青放下鸡蛋，用纸巾擦了擦手指，抽出信纸和照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还给程光涛。
“你要去那个山洞吗？”她问。
“要。等陈教授这边的事情处理完，我找李野一起去。”
司马佑青点了点头，没有说“我也去”。她知道有些路程光涛必须自己走。
八点多，陈教授带着考古队的其他成员走进了餐厅。一共六个人，三男三女，都是省城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和讲师。他们看到程光涛和司马佑青，目光里充满了好奇和一丝丝不安——这两个人失踪了三天，突然出现，身上带着伤，还声称找到了1986年考察队失踪人员的下落。
陈教授在程光涛旁边坐下来，压低了声音：“佑青在电话里说的，是真的？你们找到了1986年那批人的……下落？”
程光涛看着陈教授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七十年的阅历，有无数次田野考古的经验，有看惯了出土文物和古墓葬的淡定，但此刻，那双眼睛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怕希望落空的紧张。
“找到了。”程光涛说，“但不是您想的那种‘找到’。他们没有留下遗骸，没有留下遗物，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带回来的物理证据。他们的意识——用你们考古学的术语来说——‘融入了’神农架地下一个远古的封印结构中。他们的身体不在了，但他们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陈教授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你是说……他们还活着？”
“活着的定义需要重新理解。他们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没有体温，但他们的意识——记忆、情感、自我认知——被保存了下来，嵌在了一面墙上。那面墙是三千年前的上古封印的一部分。1986年考察队的十二个人，为了维持封印的稳定，自愿把自己的意识贡献了出来。他们不是失踪，不是遇难，是‘献祭’。”
餐厅里安静了几秒。考古队的其他成员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看着程光涛。
一个年轻的男讲师——程光涛记得他叫小周，教秦汉考古的——放下筷子，皱着眉头说：“程光涛，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意识被保存’、‘上古封印’、‘献祭’，这些东西怎么证明？我们是考古工作者，不是灵异爱好者。”
程光涛没有反驳。他从背包里拿出《林氏山志》，翻到记录1986年考察队的那一页，递给小周。
小周接过去看了几秒，眉头皱得更紧了。“这是一本私人笔记，不是官方记录。笔记上的内容不能作为学术证据。”
程光涛又拿出一张照片——不是俞小风的那张黑白照，而是他从司马佑青手机里翻拍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短发女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一个写着“神农架综合科考”的横幅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急救箱。
司马佑青的母亲，司马清音。
“这张照片上的人，是1986年考察队的随队医生司马清音。她是司马佑青的母亲。1986年进山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官方档案写的是‘失踪’。”程光涛把照片放在桌子上，手指点在司马清音的脸上，“我在地下见到了她。不是幻觉，不是梦，是真实的、有意识的、能认出自己女儿的‘存在’。她的意识嵌在一面人面墙上，和另外十一个队友一起，用自己的意念维持着封印。”
小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陈教授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帕金森，是激动。
“程光涛，”陈教授的声音很轻，“你刚才说，那面墙上嵌着十二个人的意识。你看到了他们的脸。你认识他们吗？”
“我不认识。但司马佑青认出了她的母亲。守门人——一个负责看守封印的存在——也确认了那十二个人的身份。”
“守门人？”
程光涛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话会让这些考古学家觉得他疯了，但他已经不在乎了。经历过地下河、人面墙、界树、三苗遗民和玃天之后，他对“别人怎么看他”这件事已经完全释然了。
“陈教授，接下来的话，您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但我说的是事实，是我用眼睛看到的、用身体感受到的、用血验证过的事实。”
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过去三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从族谱夜泣到土地祠血契，从地下河的死人人指路到人面墙的曾祖父，从界树内部的祭坛到三苗遗民的攻击，从封印的重建到玃天的威胁。他没有省略任何东西——没有把玃天说成“某种未知生物”，没有把守门人说成“当地传说”，没有把血脉觉醒说成“高原反应导致的幻觉”。他说了真话，全部的、不加修饰的、甚至有点丑陋的真话。
他说完之后，餐厅里安静了整整十秒钟。
然后小周笑了。不是嘲笑，是一种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种信息时的、尴尬的、带着一丝无奈的笑。
“程光涛，你说的这些东西，写小说可以，拍电影可以，但作为学术报告——”他摇了摇头，“我没办法写进论文里。”
“不需要写进论文里。”程光涛说，“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打算让它进入任何学术期刊。我今天告诉你们，是因为陈教授问了我，而我不想对陈教授撒谎。”
陈教授一直没有说话。他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地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
“光涛，”他说，用的是程光涛的名字，而不是“小程”或“程同学”，“你说你在那面墙上看到了1986年考察队十二个人的脸。除了司马清音，你还记得其他人的长相吗？”
程光涛闭上眼睛，回忆那十二石柱上的浮雕。那些脸在黑暗中浮现出来，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像高清照片——因为万灵通目虽然没有完全激活，但他在地下空间里的所有感知都被强化了，那些视觉记忆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
“队长王志远，圆脸，短发，左眉上方有一颗痣。”程光涛睁开眼睛，“副队长李卫国，方脸，高颧骨，右耳垂比左耳垂大。生物学家周敏，长脸，单眼皮，嘴角有一颗痣。地质学家赵铁生，宽额头，深眼窝，下巴有胡茬。测绘员孙大勇，圆脸，双眼皮，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陈教授的眼眶红了。
“你说的是对的。”他的声音在颤抖，“王志远左眉上方的痣，李卫国右耳垂的畸形，周敏嘴角的痣——这些都是我在1985年筹备考察队的时候亲自记录的。这些细节，不在任何公开档案里，只有我和当时的队医司马清音知道。”
小周的笑凝固在脸上。
“程光涛没有看过那些档案。”陈教授看着小周，又看着其他队员，“他说的这些，不可能是编的。他没有信息来源，没有查阅档案的权限，甚至——在三天前，他都不知道1986年考察队的成员名单。”
餐厅里再次安静下来。这次没有人笑了。
陈教授站起来，走到程光涛面前，伸出手。“光涛，把你那本《林氏山志》借我看几天。我不需要你提供学术证据，我只需要一个答案——我的老朋友们，他们还好吗？”
程光涛看着陈教授伸出的手，握住了。
“他们还好。他们的意识还在，他们的记忆还在，他们还记得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家人、自己为什么留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留下，没有人强迫他们。司马清音在墙上对司马佑青说了一句话——‘妈妈爱你’。她的意识是完整的，她的情感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还活着。”
陈教授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转过身，对考古队的其他成员说：“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程光涛说的这些，不要外传。不是因为他不可信，是因为——有些事情，不需要所有人都知道。”
考古队员们面面相觑，但没有人提出异议。
陈教授拍了拍程光涛的肩膀，走出了餐厅。他的背影在门口停了一下，像是想回头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回头，消失在了门外的阳光里。
司马佑青走过来，站在程光涛身边，看着陈教授消失的方向。
“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她问。
“他会保密。”程光涛说，“他会把1986年考察队的档案调出来，重新写一份报告，把‘失踪’改成‘因公殉职’，把家属的抚恤金补上。他不会提到幽渊，不会提到封印，不会提到人面墙。他会把这些秘密带进坟墓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考古学家。”程光涛说，“考古学家的职责不是揭露所有秘密，而是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东西。有些秘密，揭露出来就是灾难。陈教授懂这个。”
司马佑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李野在外面等着。他说要带你去那个山洞。”
程光涛从口袋里摸出那把贴着“12”标签的铁钥匙，握在手心里。
“走。”
李野的皮卡停在民宿门口，引擎没有熄，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他靠在驾驶座的车门上，嘴里叼着一没点着的烟，看到程光涛和司马佑青出来，把烟夹到耳朵上，拉开后车门。
“上车。木鱼镇往西十五公里，岔路口有一棵被雷劈过的松树。我知道那个地方。”
程光涛上了车，司马佑青跟在他后面。李野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去，也没有问去什么。他爷爷当年给俞小风带过路，知道那个山洞里埋着什么。他从他爷爷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护林员的身份，还有对那个山洞的沉默。
皮卡出了木鱼镇，沿着一条年久失修的县道往西开。路况很差，柏油路面被重车压得支离破碎，到处是坑和裂缝。李野开得很稳，不急不慢，像这条路上开了几百遍一样。
程光涛看着窗外。路两边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灌木丛，从灌木丛变成了次生林，从次生林变成了原始森林。树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阳光越来越少。空气里又开始出现那种程光涛已经熟悉的气味——不是草药和铁锈，而是松脂和腐殖土混合的、深山特有的、净而湿的气味。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李野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岔路口。岔路口没有路牌，只有一棵被雷劈过的华山松——树从中间劈开，两半各向一边歪倒，像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劈开的树已经发黑，但没有腐烂，松脂从裂缝里渗出来，凝结成一块块琥珀色的、半透明的硬块。
“到了。”李野熄了火，“从这里往下走，大概两百米。路不好走，你们小心。”
程光涛下了车，站在岔路口往下看。那条路不是路，是一条被野草和藤蔓覆盖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兽径。兽径的两边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灌木丛后面是更密的林子，林子后面是更深的山谷。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往下走。
司马佑青跟在他后面，李野走在最后面。三个人沿着兽径往下走了大约一百五十米，程光涛看到了俞小风说的那棵藤蔓——不是一棵，是整整一面墙的藤蔓。藤蔓从山谷的底部长上来，爬满了整个岩壁，把一块大约两人高的区域完全遮住了。
程光涛用工兵铲拨开藤蔓，露出了后面的东西。
一扇铁门。
不是防盗门，不是铁皮门，而是一扇用钢板焊成的、粗糙的、没有刷漆的、已经生满铁锈的门。门上挂着一把同样生锈的挂锁，锁鼻上缠着几圈铁丝。
程光涛从口袋里掏出那把贴着“12”标签的钥匙，进挂锁的锁孔。钥匙转了两圈，咔嗒一声，锁开了。他把挂锁取下来，扔在地上，然后抓住铁门上的把手——一个用钢筋弯成的U形环——用力往外拉。
铁门发出尖锐的、像惨叫一样的嘎吱声，缓缓打开了。
门后面是一个洞。不大，大概三四米深，两米宽，一米五高，人要弯着腰才能进去。洞的墙壁和地面都是天然的岩石，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洞的最深处，有一个人工挖出的、长方形的、大约一米宽两米长的浅坑。
坑里盖着一张防雨布。军绿色的，已经发霉发黑，上面落满了灰尘和碎石。
程光涛弯着腰走进洞，蹲在坑边，抓住防雨布的一角，掀开。
防雨布下面，是三具骨架。
不是完整的骨架，有些骨头已经散开了，有些被小动物啃咬过，有些已经和泥土混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是骨头哪是石头。但程光涛能分辨出——三具。两个成年男性，一个成年女性。女性的骨架最小，头骨旁边有一个已经腐烂到只剩下皮和毛的、拳头大小的、像玩偶一样的东西。
程光涛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那个玩偶。玩偶的布料一碰就碎了，露出里面的棉花。棉花已经变成了灰黑色，但还能看出原来的颜色——粉红色。
一个粉红色的兔子玩偶。
程光涛想起了俞小风信里的那句话：“两个合伙人，一个举报我的线人。”线人。女人。有孩子。
他跪在坑边，把那块防雨布重新盖上去，压好四角。然后他站起来，走出洞，把铁门重新关上，把挂锁挂回去。
“李野。”他说。
“嗯。”
“报警。打电话给木鱼镇派出所，就说在木鱼镇西边十五公里的山洞里发现了三具遗骸。不要说我们发现的，就说你巡山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不要提俞小风的名字。”
李野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110。
“你好，木鱼镇派出所吗？我是护林员李野，编号0927。我在木鱼镇以西大约十五公里的山谷里发现了一个山洞，洞里有三具人类遗骸……对，遗骸。请你们派人来处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塞回口袋。
“警察大概一个小时到。我们等吗？”
“等。”程光涛靠在一棵树上，看着那条被藤蔓遮住的铁门，“等他们到了，我们走。”
司马佑青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她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手指冰凉，但握得很紧。
一个小时后，两辆警车从县道开过来，停在了岔路口。四个警察下了车，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制服，表情严肃。李野迎上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带他们走到山洞前，掀开藤蔓，打开铁门，让他们看里面的情况。
带队的警察看完之后，走出来，看着程光涛和司马佑青。
“你们是游客？”
“省城来的。”程光涛说，“我们请李野带我们在山里转转，他发现了这个山洞。”
警察看了看程光涛缠着纱布的左臂和绑着夹板的左膝，又看了看司马佑青手臂上的伤疤，皱了皱眉，但没有多问。
“这里交给我们处理。你们可以走了。”
程光涛点了点头，转身朝皮卡走去。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被藤蔓遮住的山洞。
防雨布下面，那个粉红色的兔子玩偶还在那里。它已经碎了，烂了，和泥土混在了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兔子哪里是泥。
但程光涛记住了它。
他记住了每一件事。曾祖父在墙上的微笑，二爷爷消散成光点的身体，守门人最后一滴琥珀色的光，司马清音在石柱上无声的“妈妈爱你”，俞小风跪在桥面上的眼泪，和防雨布下面那个碎成粉末的粉红色兔子。
这些都是他必须记住的。不是为了写论文，不是为了发文章，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在以后漫长的、平凡的、不会再有任何灵异事件的子里，提醒自己——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要活着。
程光涛上了皮卡，关上车门。
“走吧。”他对李野说。
李野发动了车。皮卡调头，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岔路口那棵被雷劈过的松树在车窗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
程光涛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新消息，发件人是俞小风。
“程光涛，我刚从派出所出来。做了笔录，交了信。警察说要拘留我。我说不用拘，我跑不了，我这条腿跑不了。他们还是给我戴了手铐，铐在椅子上。我现在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给你发这条消息。不知道还能发几条。谢谢你。替我看看那个洞，替我说一声——对不起。”
程光涛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一行字：“看到了。说过了。”
发送。
消息显示已送达。
然后变成了已读。
然后再也没有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