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零章 林野
他原本不叫林野。
准确地说，他原本不叫林野。他有另一个名字，另一个身份，另一段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生。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以一个灵魂般旁观者的视角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颠簸的驴车上，头顶是陌生得让人心慌的天空——太蓝了，蓝得不像真的，像一幅被水洗过的古画。
然后记忆涌上来了。不是他的记忆，是这具身体的记忆。
这具身体的主人，叫林野。
林野，字怀安。大楚天佑十二年生于京城。
祖父林仲文，官至东宫少傅，掌太子讲读。父亲林伯远，进士出身，任詹事府左春坊庶子，辅佐太子处理政务。
詹事府是个穷衙门，左春坊庶子不过正五品，在遍地朱紫贵的京城官场里，芝麻绿豆大的官。但林伯远从未有过怨言。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詹事府虽穷，却是离大楚的最近的地方。”
这句话林野从小就听。五岁开蒙时听，七岁随父入东宫旁听时也听，十五岁被选为太子伴读时还在听。
他不止一次问过父亲：“爹，太子的不就该是皇上吗？”
林伯远笑了。“野儿，你记住。皇上是一国之君，太子是一国之本。太子读什么，大楚将来就成什么。太子信什么，大楚的百姓就活成什么样。”
那年他十五岁，不太懂这话。后来他才明白，父亲说的“本”，不是权力，是责任。
东宫的子是枯燥的。
每天卯时起，随太子听太傅讲经，读到午时用膳；未时练骑射，酉时温书。太子的书案上堆着的不是奏折，是经史子集——历代帝王用过的教科书，从夏商周到前朝大陈，一本不落。
太子叫楚琰，比林野大两岁。两人一见如故。
也许是林野从不把他当太子。别人在东宫陪读，毕恭毕敬，张口“殿下圣明”闭口“储君英睿”。林野不，林野第一天就跟他吵了一架——为了《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章该从左边读还是右边读。
楚琰说，左起是圣人之意。林野说，不对，右起才是原典的顺序。吵到最后搬出三朝以前的竹简残卷，林野赢了。楚琰也不恼，反而很高兴——活了十七年，头一回有人敢当面说他错了。
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朋友。真正的那种，不是君臣之间的虚假客套。
楚琰读不下去书的时候，林野替他把讲章用炭笔在竹片上画成小人画，配几句打油诗，逗得楚琰趴在桌上笑得直拍桌子。楚琰心烦意乱的时候，林野翻墙出去买两串冰糖葫芦，回来的时候被侍卫逮住，太子亲自从围墙上把他拽上来。楚琰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两人夜谈，林野说：“殿下，你若做了皇上，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楚琰想了很久。“减税。”
“减多少？”
“减一半。”
“减一半不够，得减到百姓能活。”
“那就减到百姓能活。”
林野点了头。“行。到时候我给你算账。我在工部偷学的那些东西，正好用上。”
那晚上的月亮很圆，东宫的琉璃瓦在月光下泛着青色的光。林野靠在栏杆上，看着楚琰的侧脸。十七岁的太子，还没有长出后来那些沉重的心事，眼睛里还有少年人的光。林野想，他若是做了皇帝，大楚也许还有救。
改变是天佑二十九年发生的。
那一年，楚琰二十五岁，林野二十三岁。
起因是太子的一份奏折。
楚琰花了三个月时间，走访了京畿周边十三个县的农村。他亲眼看到农民住的不是房子，是在土坡上掏出来的洞；吃的不是粮食，是树皮和观音土磨成的粉；穿的不是衣服，是草绳编的草帘子。他回到东宫，三天三夜没睡，写了一份一万两千字的《京畿农政疏》，详细陈述了土地兼并的现状，提出了限田、减税、赈灾的一整套方案。
奏折递上去之后，石沉大海。
半个月后，皇帝召太子入宫。林野那天在东宫等了一整天，天擦黑的时候楚琰才回来。太子的脸色很难看，眼圈是红的。他坐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那份被退回的奏折。奏折上多了四行朱砂批红。那是丞相孙伯安的笔迹，笔力遒劲，每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在纸上。
“祖宗之法不可轻变。太子年幼，不知政事艰难，妄论国策，殊为不当。”
最后四个字像一记耳光。
楚琰把奏折递给林野，林野接过来，从头看到尾。看完之后他没说话，只是把奏折折好，塞进怀里，然后从怀里摸出两串冰糖葫芦。
楚琰看着他，看了很久，突然笑了。
“怀安，你是不是就知道买冰糖葫芦？”
“我就带了这么点钱。”林野一本正经，“刚才翻墙出去还摔了一跤，裤子破了。殿下你得给我报销。”
那天晚上在东宫的偏殿喝酒，太子破天荒地醉了。醉了之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说孙伯安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随意驳回太子的奏折。说他父皇长年服食丹药，脑子已经不太清楚，批折子全凭孙伯安一念之间。说大楚这艘船，舱底全是窟窿，掌舵的却只顾捞鱼。
林野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给楚琰倒酒，一杯又一杯。因为他知道，楚琰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朝堂上的事情比坊间传言的更糟。孙伯安不仅是丞相，还是最大的地主。他在奏折上驳回“限田”，因为他自己就是大楚头号兼并者。他在奏折上驳回“减税”，因为收上来的税有三成流进了他的私库。他把持着户部、吏部、工部，三部的堂官全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门生故旧，整个大楚的国库，有一半是他的钱袋子。
楚琰想改革，等于捅孙伯安的心窝子。
林家也难逃一劫。
林伯远在詹事府做了十九年，从正五品做到从四品，走的每一步都踩在孙伯安的雷区里。他拒绝在弹劾太子的奏折上附署；拒绝把詹事府的公文档册交给孙伯安的人；在林野最后一次被孙伯安传召的时候，林伯远去了。站在孙府的院子里，看着自己的儿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一句话。
“我儿自幼读圣贤书，知道什么是对错。丞相大人若要降罪，降我一人即可。”
孙伯安笑了。他坐在高台之上，端着一杯温热的茶，隔着满院的紫檀木屏风和青花瓷瓶，看着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从四品官——就像看一只爬进客厅的蚂蚁。
天佑三十年，太子被废。
罪名是“结党营私，觊觎皇位”。证据是一封太子写给边关将领的私信，内容是询问边镇军粮储备情况，被孙伯安解读为“勾结边将，意在谋反”。林野看过那封信的原件。那是楚琰三个月前写的——当时北境狄人犯边，太子关心的是边关将士能不能吃上饭。但现在这封信，变成了一支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太子被废那天下着大雨。楚琰被软禁在东宫偏殿，外面层层叠叠围满了禁军。林野打翻了两个侍卫翻墙进去，看到楚琰坐在窗前，面前铺着一沓纸，手里握着笔，一个字都没写。窗外风雨大作，雨水从屋檐上灌下来，打湿了半张书案。
“怀安，我写了那么多奏折，到头来，一个字都不准留。”楚琰把笔放下，“他们要废我，我不难过。我难过的是——我走了之后，大楚的百姓怎么办？”
林野走过去，拿起桌上那张空白的纸。他拿起楚琰的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不是什么圣贤语录，不是什么春秋大义。
“稻要种，水要引，人要活。”
楚琰看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自己的印，蘸了朱砂，在纸角印下一个太子玺印。
“我若不能登基，这个印就没用了。”楚琰说，“就当我在你的五年计划上画个押。”
那本册子，后来林野在流放路上一直贴身揣着，揣到沧浪城，揣到他死的那一天。
太子的东宫旧部，不到半个月就被清洗殆尽。詹事府被撤，涉案官员不下百人。林伯远以“国丈之姻亲”为名暂时免了一死，被押入天牢候审。林野被剥夺东宫伴读身份，贬为工部末流书吏。新调任的工部郎中捏着公文，随口念出那个连品级都没有的职务时，林野站在堂下，感觉到周围同僚的目光像无数针扎在后背——三年前他还是东宫最受太子信重的伴读，如今却成了一个不入流的抄写员。
从那天起，林野就开始写《五年计划》。
用炭笔写。没有纸，就写在竹片上、写在废账册的背面、写在自己官服的衬里上。他把东宫藏书里关于农田水利的所有内容全背下来，把工部档案里北方边境的地形图和气候记录全抄在册子上。他在工部低声下气了两年，不争不辩，只是拼命地抄、拼命地写。
同僚问他，你整天在写什么？林野说，在写工部的旧档。没人起疑。没人想到这个头发乱七八糟、官服破破烂烂的前东宫伴读，正在把自己变成大楚最危险的人。因为他写的东西，是要把孙伯安们的地分给百姓的。
天佑三十二年春，林伯远被定罪。罪名是“与废太子结党，图谋不轨”。按大楚律，谋反者诛九族。孙伯安也许是怕急了朝中仅剩的几个老臣，也许是觉得林家在京城基不深，他把九族改成了“直系”。
直系。就是林伯远夫妇，林野，还有他的两个弟弟。
最小的弟弟那年十二岁。
林野没见到行刑。他被软禁在天牢最下层的单人牢房里——孙伯安当时还不想他，也许是因为他和太子在民间风评较好，也许是怕一次太多人会让朝中舆论失控。没人告诉他行刑的时间，他只知道某天半夜牢门被打开，两个狱卒丢进来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朱砂小字，是父亲的手迹，写到后半截手抖得很厉害，墨水甩得到处都是。
“吾儿当以百姓为念。”
林野攥着那封信在牢房里坐了一整夜。没有哭。哭不出来了。他把那行字一笔一画地描了三遍，然后撕下衬衣的一片白布，用牢房墙上渗出来的煤灰加口水调成墨，铺平碎布，握紧炭笔。在牢里昏暗的油灯下，他借着那一点豆大的光，在布上继续默写《五年计划》的最后一章——他已经在竹片上写了两年，入狱后凭记忆写在牢房墙壁的每一块空隙上，这是他最后的整理和定稿。牢房里除了墙角的草什么都没有，他就把布铺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上去。狱卒路过他牢房的时候，看到这个囚犯在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以为他疯了。
没人知道他写的是大楚第一套完整的土地改革纲领。
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熬尽了油灯里的最后一丝光。黑暗里，林野把布小心叠好，塞进鞋底的夹层。他不能把这些带到刑场上，但也不能让这份东西陪自己一起烂在地牢的污水里。
孙伯安没他。
也许是天牢里死了太多人，孙伯安不想落一个“赶尽绝”的恶名。也许是某个还念及旧情的老臣私下进了一言。也许是——只是也许——孙伯安觉得，把这个废物扔到沧浪城，比砍头更有意思。
沧浪城。一座连官道都不通的边陲废城，三任县令死了两个，逃了一个，现任的在任上饿死。孙伯安给林野安了一个“沧浪城知县”——从九品，大楚最低一级的地方官。“发配边疆充任九品县令，无诏不得回京。”一行字画押盖章，连押送的差役都只有两个人。
出京那天是大寒。天还没亮，冷得能冻掉耳朵。京城西门外的官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辆驴车，两个差役，和林野脚边那只旧木箱。
木箱里没有金银细软，没有换洗衣裳。只有他在天牢里靠着墙上的煤灰一字一字默写而成的《五年计划》，以及从工部档案中抄录的北境全图、矿产分布与农业气候记录——那是大楚三百年治铁与农耕的精华，被一个囚犯从即将焚毁的旧档里抢救出来，用炭笔抄在最廉价的草纸上。还有一个小布包，包着一把麦种。
那是他在工部时从一个老农手里讨来的。老农说这麦种是他祖上传下来的，颗粒大，耐旱，熬得住盐碱地。林野当时说：等我做了县令，就用这个麦种，让你顿顿吃上白面饼。
老农笑他，说官老爷都是靠不住的。
林野把那包麦种塞进行囊，没再多解释。驴车摇摇晃晃地驶上官道，京城西门城楼上的铜钟响了五声，闷沉沉地坠进晨雾里。他忽然回过头，透过驴车的破旧帷幕，看向京城的方向——那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沉浸在灰蓝色的晨雾里，轮廓一点点模糊，最后只剩下零星的几点灯火，像是临死的人最后一次眨眼。
过了这道城门，他就再也不能回来了。
一路上，他把自己关在驴车里面，铺开那些草纸，用炭笔继续补充册子。有时候驴车太颠，一个字要写好几遍才能写成。但他不着急，沧浪城就在前面，他有的是时间。
他不知道的是，他没有时间了。
离开京城第三十七天，他们经过了府城。黄家的管事正在府城给守备送寿礼，无意中听见差役说了一句“这是送到沧浪的新县令”。黄管事甚至没让人进府城歇脚，在城门外直接拦下了驴车，掀开帘子往里看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满脸病容、瘦得脱了相的年轻人，脚边放着一只破木箱，手里攥着一截削得极短的炭笔。
“这就是新来的沧浪县令？看着连两个月都活不过。不用管他，让他们直接过去。”黄管事对守城的兵丁随口吩咐了一句。他甚至没有记住林野的脸，只是记住了“沧浪县令”这个词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将不再是一个需要心的问题。
驴车继续往北走，一路荒凉。两旁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后来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坡。风沙刮起来的时候，驴车的破帘子本挡不住，沙子灌进林野的衣领和耳朵。他不觉得难受，他只是觉得这条路真长。
到沧浪城是第三十九天的傍晚。
驴车停在那两扇歪斜的城门前时，林野已经虚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他一手攀住驴车的辕杆，一点一点挪下车。
林野站在城门口的碎石路上，右手撑着不让自己倒下。风从坍塌的城墙豁口里灌出来，吹在他脸上，冷得像刀。他抬起头。城门楼上的牌匾早就裂成了三块，勉强能认出“沧浪”两个字。城门口的榆树被啃光了皮，露出白森森的树。街上看不到人影，只有几只乌鸦蹲在残墙上。
他走向了沧浪城。
那是他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双腿走完这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