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直了。“录音？”
“校长找我谈话，让我自己退出保送。我偷偷录下来了。”
他发过来一个文件。
我戴上耳机，点开。
时长两分四十七秒。
开头是椅子移动的声音，然后是吴建国的声音——我认出来了，他说话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停顿前清嗓子。
“小方啊，坐。”
“校长，您找我——”
“没什么大事。就是聊聊。”清嗓子的声音，“你这孩子，成绩是好的。但是有些事，不是成绩好不好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保送？”
“不是退出。是保护你自己。”停顿，“你家在哪儿？父母做什么的？”
“我妈在超市上班，我爸——”
“就是。”吴建国打断，声音还是很平和，像是在聊家常，“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读书不容易。这里面的水，比你想象的深。你要是闹开了……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
沉默。
“校长，我成绩够的。”
“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停顿很长，“你好好参加高考，就算去不了北大，找个好学校，好好工作，以后前途大着呢。何必为了这个，让你妈妈担心？”
录音在这里截断了。
我把耳机取下来，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你愿意把这个录音拿出来吗？”我发过去。
“就等这天。”他说，“他以为把我打发走就完了。我等了三年了。”
我又联系了谢晓燕。
她花了两天才回我，态度很谨慎，问了我很多问题，确认我不是来试探她的，才开口。
“我手里有当年的试卷原件，可以证明我没有抄袭。”她说，“还有语文老师的证明。但那个老师现在还在这所学校，她不敢出面。”
“试卷够了。”我说。
谢晓燕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做？”
“现在还不能说。但我需要你的材料。”
“行。”她说，“我寄给你。”
赵明辉什么材料都没有，但他说他愿意作证，可以写一份证词。
后来我又找到了李婷和陈博——他们是2021年和2020年被作掉的，是方宇帮我联系到的。
李婷手里有一封当年班主任偷偷给她写的信，信里说“老师知道你是冤枉的，但老师没有能力帮你”。
陈博手里没有直接证据，但他记录了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包括他在哪一天被通知、被谁通知、通知内容是什么，全部写成了文字，时间精确到分钟。
五个人，五套材料。
加上我整理的六年成绩对比和名单变更记录。
我在房间里坐到凌晨两点，把所有东西汇总成一个文件夹。
压缩包发给了方糖。
“你明天能打印吗？”我发过去。
“你要打多少张？”
“大概七十张，A4。另外还有一张汇总表，A3能打吗？”
“我家有A3的。”她回，“打多少张？”
“三十张。”
方糖沉默了几秒，“你要把这些贴出去？”
“嗯。”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几点动手？”
“16号晚上11点。”
“好。”
她只发了这一个字。
4.
就在我联系五个学生的同时，吴建国那边也有了动作。
16下午，也就是我计划动手的前一天，他找我去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