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两银子，我用来做了一件事——开铺子。
不是粮铺，是布铺。
临安县的布铺不多，卖的布又贵又差。我托白鹿原从南边进货，进的是松江的棉布，又细又密，比本地的好十倍。
铺子开张那天，没什么人来。
春兰急得团团转：“大小姐，怎么办？”
“等。”
第三天，来了第一个客人。是个中年妇人，买了两尺布，回去做鞋面。
第五天，来了五个客人。
第十天，来了二十个。
一个月后，铺子门口排起了队。
松江的棉布，比临安县的便宜三成，质量好一倍。消息传开了，县城里的人都说“沈记布铺的布好，价钱公道”。
我站在柜台后面算账，春兰在旁边帮忙招呼客人。
“大小姐，”春兰压低声音，“咱们这个月赚了多少？”
我翻了一下账本，心里算了一遍。
“十二两。”
“十二两！”春兰差点跳起来，“咱们赚了十二两？”
“小声点。”
十二两银子，够我们家吃半年。
我把账本合上，看着门口排队的客人，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从前在南安县，沈云锦只会花钱。买衣裳、买首饰、买马，花的是父亲的钱。现在沈云锦会挣钱了，挣的是自己的钱。
这感觉，比骑马还痛快。
十月底，叛军又开始南下了。
临安县的百姓惶惶不安，有人在收拾行李准备继续南逃，有人坐在家里等死。
白鹿原来找我。
“沈大小姐，你打算怎么办？”
“不走。”
“不走？”
“上次从南安县跑出来，地荒了，房子没了，什么都没了。这次我不跑了。”
“叛军来了怎么办？”
“躲。城外有山，躲进山里。等他们走了再回来。”
“你不怕？”
“怕。但怕也没用。”
白鹿原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沈云锦，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没变。”
“什么没变？”
“倔。”
半个月后，叛军的前锋到了临安县。
这回我没有慌。提前把粮食藏到了山里，把值钱的东西打了几个包袱，把母亲和妹妹们安顿在城外的亲戚家。
我自己留下来看铺子。
“大小姐，您疯了？”春兰拉着我的袖子，“叛军来了，您还看什么铺子？”
“铺子里的布不能丢。一匹布就是一两银子。”
“银子重要还是命重要？”
“都重要。”
春兰拗不过我，只好留下来陪我。
叛军进城的那天，我关上了铺子的门，拉了帘子，和春兰躲在柜台后面。
外面传来马蹄声、叫喊声、哭声、笑声。
春兰捂着耳朵，浑身发抖。
我攥着春兰的手，手心全是汗。但我不敢抖。抖了，她就更怕了。
叛军在临安县待了三天。
三天里，我没出门。躲在铺子里，听着外面的动静——砸门声、抢东西的声音、女人的尖叫声。
春兰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害怕，第二次是因为饿。
我把最后一块饼掰成两半，一半给她，一半留着。
“大小姐，您不吃？”
“不饿。”
“您每次都说不饿。”
“这次是真的。”
她是真的不饿。不是不饿，是不敢饿。粮食要省着吃，不知道还要躲多久。
第三天夜里，叛军撤了。
我推开铺子的门，站在街上。满街狼藉，被砸开的铺子、被抢光的东西、被扔在地上的衣裳。
我的铺子还完好。
因为我在门上挂了一个匾——不是“沈记布铺”，是“白记布庄”。
白鹿原的名号，叛军也认得。
叛军撤了之后，我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临安县的铺子继续开。这里的生意刚做起来，不能丢。
第二，回南安县。
“云锦，你疯了？”母亲看着我，“南安县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房子烧了，地荒了，人都跑光了，你回去做什么？”
“回去种地。”
“种地？你在临安县有铺子，有生意，种什么地？”
“娘，铺子是铺子，地是地。铺子没了可以再开，地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南安县的地是咱们的，不能丢。”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很久。
“云锦，你跟你爹一模一样。”
“哪一样？”
“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笑了一下。
“娘，您在这点上，跟我一模一样。”
母亲愣了一下，也笑了。
十月初，我带着春兰和两个长工，回了南安县。
南安县已经不是从前的南安县了。
城墙塌了一半，城门烧成了黑炭，街上长满了草。十二云庄的宅子还在，但藏书楼烧了，只剩几黑漆漆的木柱子立在那里。
我在废墟里站了很久。
春兰在身后小声说：“大小姐，您没事吧？”
“没事。”
“您每次说‘没事’的时候……”
“这次真的没事。”
我转过身，看着那片荒芜的田地。
“春兰，从今天开始，咱们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