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是被冻醒的。
柴房的墙透风，十月的上海已经凉了。我缩在那层薄稻草上，浑身僵硬，后脑勺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
但我没赖着。
起来，用昨晚剩下的半碗冷水擦了脸，把头发勉强拢了拢，遮住后脑勺的纱布。然后推开柴房门，走进谢家的后院。
嫡母王秀兰正在前厅用早膳，没空理我。嫡姐谢婉莹还没起。下人们各忙各的，当我不存在，偶尔有人扫一眼，嘴角一撇：“谢小丫又溜出去了。”
这正合我意。
我溜出谢家后门，沿着昨晚李妈指的路，走到了街上。
这便是我头一回真正打量1937年的上海。
我不算历史学家。大学在医学院读的书和典籍里，只有医学图谱、解剖学文献，以及少得可怜的文学著作。对民国的了解，大抵来自电视剧里那几场隆重的戏。说好听些，这叫“有备而来”；说难听些，我一无所知。
所以，走在1937年10月的法租界，我的眼睛被四公里长的铁栅栏划开了一道口子。
一面是天堂。
西装革履的洋人男子挽着珠光宝气的中国太太，从咖啡馆的旋转门里进出；穿旗袍烫卷发的女子三五成群地走进百乐门舞厅，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咯咯有声。橱窗里摆着洋酒和丝袜，留声机里飘出周璇的歌声，软软的，甜得像要化开。
报摊上叠着《申报》和《良友》画报。报童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喊着“号外号外”。
我看着他们，心里泛起一阵奇异的眩晕。这是我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画面。而此刻，我正站在画面里。
一面是。
也是几步之外。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蜷在裁缝铺的台阶下，衣衫褴褛，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的脸埋在母亲肩窝里，看不见，只露出一双赤着的、沾满泥巴的小脚。老妇人面前放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空空荡荡。
再往前走几步，几个衣衫褴褛的难民蹲在墙角，吃着从垃圾桶里翻来的东西。更远处，一个中年男人正背着一麻袋行李艰难前行，大概是刚从闸北跑出来的。
这是两个世界。
一线之隔，一面歌舞升平、繁华似梦；一面饥寒交迫、奄奄一息。“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我在脑子里反复咀嚼这句话，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不是我的感慨。这是我方才从路旁一个衣衫褴褛的书生嘴里听见的原话。
我看见他蹲在铁栅门旁翻报纸，眼睛通红，一边翻一边喃喃自语：“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
他大概是难民老师或者难民学生，跑出来时什么行囊都没带，只抱着一叠报纸。
我脚步未停。
我需要知道几件事：租界的格局、米价、有什么地方招女工、翠云阁到底在哪几条街以外。
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口吃的。
原主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这具身体在崩溃边缘。我在脑子里盘点：可以先找一家小诊所，用现代医学知识换一份临时工，顺便给自己换药。
正盘算着，前面街上忽然一阵动。
是哭喊声，和语的呵斥声。
我本能地往路边一缩，躲进了一家裁缝铺的门廊下。
然后我听见了脚步声。
不是普通行人的那种，是军靴整齐踏步的声音，沉闷而有压迫感，像一面墙推过来。
人群自动往两边退，像被无形的刀劈开。
我先看见的，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本士兵，上着刺刀，在阴天的光线里泛着冷白色的光。他们迅速散开，在两旁站定，像一把梳子把巷子从头到尾篦了一遍。
紧接着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国人，微微佝偻着背，脸上挂着一种介于谄媚和紧张之间的表情。他走在前面半步，像是在为主人开道，又像是在为主人挡着什么。
翻译官。那个一个男的神情倨傲
一张标准的、在电视剧里见过无数次的脸。仗着自己会说两句鬼子话，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在本人面前摇尾乞怜。
但我很快就不看他了。
因为翻译官身后，才是那个真正的主角。
我先是看见一双靴子。
黑色的、锃亮的、没有一丝灰尘的马靴，踩在法租界的青石板上，一步，一步，不急不慢。
然后是黑色立领的制服，剪裁合身，肩章上的银色徽章在阴翳里闪着暗光。没戴军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露出饱满的额头和一双…眼睛
我的瞳孔骤然缩紧。
我认出了那双眼睛。
我在屏幕前看过无数次。阴鸷，克制，藏着说不出口的话。弹幕里有人说“眼睛里有故事”，我亲手写过三千字长文去分析那双眼尾微微下垂的眼睑、虹膜上那一点点暗金色的光晕。
可现在…
那双眼长在了活人的脸上。
正在打量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像打量货物。
他的步伐不快不慢，和身边所有人形成一种微妙的节奏差，仿佛他不是走在队伍里，而是走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是被拖动的背景板。
在他的左手边，落后半步的距离，跟着一个年轻的军官。
那人穿着同样的黑色制服，但气质截然不同。眉眼温和，甚至带着一丝书卷气，腰杆挺得笔直，像一在泥土里的竹子，挺拔、净，没有攻击性。他落后东村半步，那个距离精准得不像是无意，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东村忽然侧过头，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清内容，但我听清了一个词
“阿南……くん。”
阿南米。
那声调里有某种微妙的亲昵，不是上级对下属的威严，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亲昵。
阿南微微颔首，低声回应，姿态从容。
而在这同时，东村的右手边，另一个军官正微微弓着身，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的面容阴鸷，眉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凿出来的。他的目光很沉，沉到像是随时能滴出毒汁来。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小野。
此刻的小野，脸上还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皮肤略粗糙，眼睑微微发红，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比他的脸更让人不舒服。
是贪婪。
不是东村那种居高临下的冷漠，而是一种黏腻的、伸手想抓却又忍着不动的贪婪。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偶尔在某一个年轻女性的脸上多停留半秒，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移开，像是在挑选，又像是在等待。
“太君说了，让开让开！”翻译官尖着嗓子喊，“看什么看？！”
但他的语气明显是冲着街边那几个吓傻了的中国人去的，而不是对着本人。他的声音到了本人跟前，会自动降低八度，变成一种近乎耳语的谦卑。
东村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看翻译官一眼。他只是一边走，一边慢悠悠地把白手套摘了下来，递给旁边的阿南。
阿南接过手套，动作行云流水，像接过一件珍贵的瓷器。
而东村，那双没有戴手套的手，修长，苍白，骨节分明，正不紧不慢地扣着袖口的铜扣。
他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
但我感觉，他的余光，像蛇的舌头，舔过了我藏身的每一寸角落。
人群散了。
我还蹲在门廊下，指甲掐进掌心。
腿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我认出了那张脸。
那个我在屏幕前看了无数遍的人。那双我在弹幕里写过“眼睛里有故事”的眼睛。
原来长在活人的脸上，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电视里那个“复杂的反派”、“有故事的角色”。
就是一把刀。
一把正在出鞘的、沾着血丝的、还带着体温的刀。
我站起来，腿还有点软，但脑子已经清醒了。
我没有再看他离去的方向。我只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青石板，灰色的石头缝隙里，有几滴鲜红色的东西，不知道是血，还是哪个小贩打翻的颜料。
但那股铁锈味，骗不了学过医的人。
是血。
1937年。
我深吸一口气，正打算转身离开，街角报童的叫卖声忽然刺入耳膜。
“号外号外！大场镇失守！中双方激战，我军…我军撤退，军攻陷大场！”
我的心猛地一缩。
大场。
这个地名像一把凿子，狠狠凿进了我的意识。
1937年，十月下旬，大场失守。这几个关键词拼在一起，把我从混沌里扯了出来。
什么时候知道的？是从报童嘴里听到“军近大场”时，我只当是一句报忧的新闻惯用写法；但此报童改说“激战”“撤退”“攻陷”，消息的严重程度已然天翻地覆。
我已能自己推断，此刻，大概率是1937年10月25前后。
大场失守之后，中国军队会撤向苏州河以南。届时整个闸北、江湾、庙行一带防线瓦解，紧接着便是四行仓库保卫战，随后便是淞沪全线撤退，上海沦陷。
但沦陷归沦陷，租界会成为“孤岛”。
彼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尚在，尚是一片安全区。但租界内的割裂只会更剧烈：米价飞涨，黑市猖獗，富人在舞厅寻欢，穷人在街头饿死。
我转身望向东村消失的方向，那条巷子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个胆大的路人探头探脑。
报童还在喊：“号外号外”
我攥紧袖口。
1937年10月25前后。大场失守。本特高课新任课长刚刚从这条街上走过。
而我，一个从2024年坠落的急诊科医生，正站在法租界的青石板上，满身尘土，后脑勺还在渗血。
这不是电视剧。
这是真的。
报童的声音越来越远。我收回目光，转身往谢家后门走去。
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
我的手在袖子里摸到了一样东西，今天出门时揣的那把小刀，刀柄冰凉。
我握着它，站了三秒钟。
然后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