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多，我被冻醒了。
柴房的墙透风。十月底的夜风从砖缝里挤进来，割在脸上。我蜷在稻草堆里，盯着柴房那扇破旧的木门。昨晚放狠话的时候，觉得今天凌晨自己就会从这道门走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爬起来，摸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看。
后院有两个人。
一个蜷在柴房门口的石阶上，裹着一件破棉袄，头歪在膝盖上，打着呼。另一个靠着墙，脑袋一点一点的，半睡半醒。
王秀兰的人。她怕我跑。
我的手从门闩上缩了回来。在柴房里转了一圈，踮着脚走到那扇破窗户跟前。窗户外面也有人，一个婆子坐在墙底下，怀里抱着个包袱，睡着了。
前后左右，全堵死了。
我退回稻草堆上，坐下来。不是愤怒，是一种闷闷的、说不出口的无力感。放狠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才明白——那第一步，连门都没走出去。
我就那样坐着，看着门缝里的天色从黑变灰，从灰变白。一夜没睡。
天亮之后，我该什么还什么。
端水。扫地。挨骂。低着头，缩着肩，说话声音小小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我不敢让任何人看出来，这个赔钱货的壳子里已经换了人。
“三小姐，太太让你去后院劈柴。”我点头，去了。
“三小姐，大小姐的衣裳你洗了没有？”洗了。晾在后院呢。
丫鬟习以为常并没看我，这是原主在谢家的常。原主过去是不敢顶嘴的，我也得做到“不敢”。因为周妈妈今天要来。王秀兰提前警告过：“你要是敢给我丢人，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低着头，把“不敢”两个字写在脸上。
上午，翠云阁的周妈妈来了。
我没见到她的人。原主不配到前厅去。我缩在后院劈柴，只能听见前厅传来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只听得见王秀兰的语气——那种小心翼翼的、赔着笑的声音，像在伺候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直到周妈妈说要“看看人”。
柴房的门被推开，光线涌进来。周妈妈站在门口。她四十来岁，脸上涂着脂粉，嘴唇上一点胭脂红得像刀口。她没有走进来，就站在门槛外面，用眼睛把我从上到下刮了一遍。像估一件货。
“瘦了。”她说。“能养。”王秀兰在旁边赔笑。“脸上也没什么血色。”“养一养就好，周妈妈您放心——”“我不急。”周妈妈转过身，语气淡淡的，“人我看了，也就那样。价钱嘛，上次说的数，得减两成。”
王秀兰的脸色变了变，但没敢顶嘴。她们走了。
午后，谢仲礼亲自把周妈妈送到门口。他从苏州逃难过来，基不深，法租界这栋宅子是用钱堆出来的，但人脉买不来。他需要一个像周妈妈这样的地头蛇替他牵线搭桥。卖女儿，不只是卖女儿，是一笔。
夜里，王秀兰来了柴房。“谢小丫。今天周妈妈来，你还算识相。明天周妈妈派人来接你，你要是敢出幺蛾子——”她冷笑一声，“你知道后果。”
她走了。
柴房又安静了。
我没睡。躺在稻草堆上，听着前院的动静。灯灭了，人静了，鼾声响起来了。但不是现在走。
我趴在门缝上往外看。后院有人。不是昨天那两个，换了两个。王秀兰换班了。她怕我跑。
我把头从门缝上收回来，靠着墙，想了一会儿。白天劈柴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院墙的走向。后院最偏僻的角落，有一截老墙，底部的砖被水泡松了，露出一道窄缝。那是唯一的出路。但门口守着人，我出不了柴房。
得等。
等到深夜，等到守着的人熬不住了，等到天亮前那个最沉的时刻——人最困的时候，也是天色最黑的时候。那时，人的反应会慢半拍。
凌晨三点多，我动了。
趴在门缝上，后院那个靠着墙的人头垂得很低，呼吸声很沉——睡熟了。我轻轻拨开门闩，木头和木头摩擦的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响。我的手指顿了一下，听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继续。
门开了一条缝。侧身挤出去。
贴着墙往后院挪，每一步都踩在泥地上，没有声音。后院最偏僻的角落里，那截老墙在淡薄的月光下露出一道黑黝黝的缝。我蹲下来，正要钻——
“三小姐。”
身后传来声音。很轻。
我猛地回头，右手握住了腰间的小刀。
李妈站在拐角处。淡薄的月光下，她的脸半明半暗。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太太给了我两个银元。”她的声音很低，像怕惊醒什么人，“让我盯着你，别让你跑了。”
两个银元。我的死活，值两个银元。
“那你现在要喊吗？”我问。
她的手在发抖。她在怀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两个银元，攥在手心里。月光下，银元泛着暗沉沉的光。她看了又看，攥了又攥。我在等她。她的嘴唇在抖，眼里的东西在打架——犹豫、害怕、还有一点点不忍。但那点不忍，抵不过两个银元。
她把银元攥回手心里，慢慢地、一截一截地攥成拳头。
“我什么都没看见。”她说，转过身，“你走吧。”
她走进柴房，关上了门。
我蹲在墙，手心里全是汗。她没有喊。也没有帮我。她只是选择了“不作为”。
我钻出窄缝，赤脚踩在墙外的青石板上。天还没亮。十月底的凌晨三点多，头顶还是黑的，月亮淡得像一张纸。风里有烟味，有垃圾的臭味，还有——自由的味道。
我站在墙外，回头看了一眼谢家的院墙。灰白色的高墙，在夜色里像一座墓碑。转过身，没有回头。
走完整整一条巷子，我才停下来，靠着墙喘气。怀里的小刀硌着口，凉凉的。肚子在叫，腿在发抖，身上的褂子挡不住十月底的风。
但我出来了。
1937年10月26凌晨，法租界的一条后巷里，一个不被期待的庶女从墙缝里钻了出来，消失在上海将明未明的夜色中。身后没有追兵，前方没有向导，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只有一把钝刀子，一块硬馒头，和一条命。
从今夜起，这条命，是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