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要下雨了。
手机开机的瞬间，消息像洪水一样涌进来。
我妈发了三十七条消息。
前十条是质问：”你什么意思？””你翅膀硬了？””你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
中间十条是道德绑架：”我怀你的时候吐了三个月””你小时候发烧我背着你跑了三趟医院””你就是这样报答你爸妈的？”
后面的是威胁：”你再不回话我就去你公司找你！””我跟你说裴予安你别我！””你等着！”
最后一条语音，一分钟零四秒。我点开听了。
我妈的声音又尖又颤：”裴予安，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去哪儿，你是我闺女，你就得给我养老！你两个弟弟要养家，买车买房都要花钱，你一个人，又没家没口的，你不出力谁出力？你别以为出了国我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你走到天边你也是我闺女！”
我听完了。
把手机放进口袋。
走进旁边的咖啡店，点了一杯热美式，坐在角落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列清单。
外派需要处理的事项：
一、房子——联系物业托管公司，签一年合同。
二、车——卖了。
三、存款——该转的转，该锁定的锁定。
四、保险——受益人改成自己。
五、联系方式——工作手机留给霍姗姗，私人手机换号。
我一项一项地写，每写完一项就打个勾。
打勾的感觉很好。像是在一张纠缠了二十九年的网上，一一地剪断那些黏糊糊的线。
晚上，霍姗姗来我家帮我收拾行李。
她站在我的衣柜前，看着里面整整齐齐的职业装和大衣，突然转过头问我：”安姐，你真的不打算跟你妈谈谈？”
“谈什么？”
“就……告别之类的。”
我把一件风衣叠好，放进行李箱：”我已经告别了。”
“打个电话就算告别了？”
“对她来说，我从来没到过。”我把拉链拉上，”怎么告别？”
霍姗姗沉默了一会儿。
她从小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她爸做饭，她妈接她放学，成绩不好的时候挨骂，成绩好的时候奖励一杯茶。她很难理解那种”在自己家里做客”的感觉。
“安姐，”她小声说，”你有没有……就……难过？”
我想了想。
“小时候有。”
“现在呢？”
“现在不了。”我拍了拍行李箱，”现在只想赶紧走。”
她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
我僵了一下。
然后拍了拍她的手。
“行了行了，你这抱法像是我要去坐牢。”
“你就是去坐牢也没人舍得让你去！”她松开手，眼圈红了一圈，”你那个破妈——”
“嗯？”
“不说了不说了。”她擦了擦鼻子，”伦敦好吃的多，你到了多拍照给我看。”
“行。”
“还有，”她竖起食指，”你那个什么弟弟要是再敢给你打电话要这要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帮你骂。”
“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换号了。”
霍姗姗愣了两秒，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挤出来了。
“裴予安！你可真是个狠人！”
是吗。
可能吧。
但一个人要被摁在地上磨了二十多年，才能磨出这种”狠”来。
周一，我正式向部门提交了外派流程。
沈瑾年，集团亚太区总裁，我的直属上级，也是这些年一路提拔我的人。他五十出头，头发花白，永远穿深色西装，开会时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是关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