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给儿子，养老找女儿？”
“嗯。”
“你怎么说的？”
“让她找儿子。”
霍姗姗缓缓竖起一个大拇指。
我打开外派流程系统，开始填表。
护照信息、紧急联系人、行李额度、签证材料清单。
一项一项地填。
手很稳。
填到”国内房产处理意向”那一栏时，我停了一秒。
勾选了”委托物业托管”。
我的房子。我买的。
谁也别想搬进来。
填完最后一项，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手机又震了。
这次不是我妈。
是我小弟，裴予辉。
我接起来。
“姐！”裴予辉的声音像是刚打完一局游戏，带着那种二十三岁年轻人特有的理直气壮，”妈说你有套房在市中心？三室一厅？”
“怎么了。”
“那个，我跟你商量个事啊——我明年要找对象了，你那房子能不能先让我住着？就挂我名下，你放心，不会卖的——”
我把电话拿远了一点，看着屏幕上”裴予辉”三个字，忽然觉得荒诞。
“予辉。”
“嗯？”
“你名下已经有两套拆迁房了。”
“那不一样！拆迁房在郊区，太远了！我找对象得有市中心的房子——”
“那你去买。”
“我哪有钱啊姐！你帮帮弟弟——”
“帮不了。”
“你怎么跟妈一样——不是，你怎么这态度啊？你是我姐！”
“对，我是你姐。”我说，”你的姐姐。不是你的提款机、不是你的房产中介、不是你的免费旅馆。”
那头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换了一种腔调，带着点撒娇的尾音：”姐——你不会真跟妈生气了吧？四套房的事——”
“我没生气。”
我是真的没生气。
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叫悲剧。
发生在我身上，叫常。
从八岁起我就知道了。那年过年，两个弟弟一人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我穿的是邻居家姐姐淘汰下来的棉袄，袖口磨出了棉絮。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女孩子，穿那么好给谁看？”
那年我八岁，个子小，站在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肥大旧棉袄的小女孩。
我没哭。
我把袖口的棉絮塞回去，用橡皮筋扎紧。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一种训练——把所有的委屈吞下去，消化掉，变成另一种东西。
有的人管那种东西叫狠劲。
我管它叫清醒。
“姐？你还在吗？”
“在。”
“那我那事——”
“予辉，我下个月出国。一年不回来。房子的事你别想了。”
我挂了电话。
关了机。
桌上的咖啡彻底凉透了。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苦的。
但喝得下。
2
接下来三天，我开始做一件事——甩锅。
不是甩给别人。是把过去十一年里背在身上的所有不属于我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卸下来。
周六上午，我去了银行。
把给我妈的自动转账取消了。每月一万，雷打不动转了六年。算下来七十二万。
柜员问我：”确认取消定期自动转账吗？”
“确认。”
“需要重新设置新的定期——”
“不需要。”
出了银行大门，秋天的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
我站在阶梯上，抬头看了一眼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