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万。
整数。
陈文斌说：
“还有一件事。”
“那个林姓的女生，自习室那个，如果高考考出来成绩，你明白不，要有人出来说她作弊。”
“这事你不要动，我来安排。”
“反正等高考完了，这事就彻底收了。”
我没动。
手机屏幕上，录音文件的计时器在走。
整整十一分钟，我没动。
然后陈文斌把侧门打开，脚步声走远了。
我把手机从墙上移开。
屏幕上显示：11分37秒。
我把文件存好，导出，发给了顾老师的手机。
短信里写了四个字：
“请帮保管。”
顾老师回：
“收到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打开了高三物理必修三。
我把手机贴近那道墙，按下录音键。那天是高一下学期最后一周。那段录音，我留了三年。
4.
那之后，高三开始了。
我的时间表是这样的：
早上六点起床，自己做早饭，七点到学校，打开书，学到晚上九点，回家，做题到十一点，睡觉。
没有周末，没有假期。
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机会。
高考。
只要分数够高，陈文斌就没有任何办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有情绪问题”、被“隔离”管教的学生，能考出那样的分数。
分数是他最无法造假的东西。
我需要那个分数。
顾老师每周帮我看两次题。
他不是只教数学，物理和化学他也懂。
有一次我带去一道化学实验设计题，他问：
“你没做过实验？”
我说没有，三年了，实验室我没进去过一次。
他沉默了一下，第二天拿来了一套小型实验套装。
说是以前留下的。
我在书摊旁边的小折叠桌上，补做了高中三年所有的关键实验。
顾老师在旁边看着，偶尔说：
“这一步小心。”
“那个现象，记下来。”
“电极不要反了。”
高三下学期，距离高考还有六个月，他对我说：
“你现在的水平，如果正常发挥，能进全省前十。”
我没说话。
他继续：
“前十不够。”
我抬头看他。
“你需要更高。”
“越高，他们越无话可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
那六个月，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全国卷从2010年做到2023年，每套计时，每套复盘。
语文作文写了三十七篇。
数学压轴题，手写笔记五十三页。
有一晚妈妈推开我房间的门，看着我说：
“晚晚，你还好吗？”
我说好。
她没再说什么，轻轻关上了门。
她不知道我在准备什么。
她只知道我每天都在学习。
她不知道，我在等的，不只是一张成绩单。
高考前最后一学期，陈校长突然频繁出现在走廊，见到我，眼神变了。
5.
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陈文斌开始频繁出现在学校走廊。
有时候在走廊遇到我，他的眼神不是以前那种漠视了。
是一种评估。
像是在算什么。
我装作没看见。
但我一直在录。
高考前七十天，我录到了他和刘建华的一次对话。
那天刘建华来了校长办公室，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