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平城，梧桐花开了。
紫色的花开在枝头顶端，一簇一簇，远看像是树冠上浮着一层淡紫色的雾。花瓣很轻，风一吹就往下落，落在跑道上、窗台上、路过学生的肩膀上。没有人去扫——不是懒，是舍不得。门卫老周每天早上拿着扫帚在场边上站一会儿，看看满地的花瓣，又把扫帚靠在墙上，背着手走了。他说这花一年就开这么几天，扫了太可惜。
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翻到了“6”。那个“6”是宋知远翻的，终于没有歪。沈吟秋说你看你最后还是翻正了，宋知远说不是我翻正的，是这玩意儿自己变轻了，轻到放下来的时候自己就正了。我没问他是数字变轻了还是别的什么变轻了，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窗外的。窗外的梧桐花正从枝头坠落，一朵完整的紫色小花被风托着在空中翻了个身，然后轻轻贴在了玻璃上。
复读班的气氛在这最后几天里反而松弛下来。不是那种“反正也学不进去了”的放弃，而是一种接近终点时独有的平静——就像长跑最后一百米，腿已经没有知觉了，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念头，只剩下惯性。刘老师不再讲课了，每节课坐在讲台上批改最后一轮模拟卷，有人上去问问题他就讲，没人问他就安静地改卷子。他的红墨水钢笔用了三年，笔尖已经磨得很粗，但他在每一张卷子上的批注还是写得端端正正，连最后一道大题的“解”字被学生写歪了他都会用红笔在旁边画一个标准的正楷示范。
有一天课间，我路过讲台时无意间看到他摊开的备课本。满篇工整的板书设计突然空出一行，只用红墨水写了一句话——“沈桓之，你的女儿比你会考试，但比你差一点运气。”我站了片刻，假装没看到，走开了。
沈吟秋在这最后几天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她没有刷题。她把那份宏达建材的补充协议原件从档案袋里取出来，放在课桌一角，用一本翻开的英语书挡着。然后她开始写东西。不是做题，是写一封很长的信。信的抬头是她爸的名字，信纸用的是刘老师办公室那种最普通的备课用笺，横格，浅灰色。她已经写了一整个晚上，周四深夜程念路过她宿舍时看到她还趴在桌上，笔尖与纸张之间隔着一盏灯，旁边摞着整整齐齐的高考真题。程念说她没有哭，笔也没有抖，只是写得很慢，偶尔停下来看看窗外。窗外的梧桐花在夜风里无声地落。
周五下午，刘老师把准考证发到每个人手上。准考证上的照片是高二期末拍的，照片里的沈吟秋比现在胖一点，头发扎得更高一些。她把准考证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两遍，然后放进笔袋夹层里，拉上拉链。这个动作很平常，但她在拉上拉链之后用手掌按住笔袋，停了几秒没有松开，像在按一个她不想太快打开的信封。
放学后，她忽然叫住我。
“去不去场走走。”
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约我去场了。自从老赵被捕、立案材料递交之后，她的所有时间都被两件事占满——准备高考，整理她爸留下的最后一批旧文件。她爸办公桌的钥匙一直由刘老师代管，前几天才正式交到她手里。打开抽屉那天我也在。抽屉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摞没有批完的物理作业，一支笔帽咬得发白的钢笔，一沓空白信封，每一只都贴好了邮票，却从没用过。
那沓信封被她收进书包里，留到今天傍晚才取出一只。她在场边上站了一会儿，从信纸背面撕下窄窄一条，端端正正写下收件人地址，贴好邮票。寄往美国，收件人那栏用花体字母填着“Bingling Jin”。她把信投进校门口生锈的绿色邮箱后，轻轻拍了两下箱体，像在拍一位送信的老邮差的帽檐。
“陆小禾说她不想继续读书了。”沈吟秋边走边说。
“为什么。”
“她说她的腿不能弯，但手可以。她在省城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报了名，学假肢矫形技术。她说她不想再做被拉着跑的人，想做那个修轮椅的。”
“和马骁一样。”
“对。他们两个在汽修厂那间休息室里聊了一个下午。马骁说发动机坏了他能听出来是哪颗螺丝松了，陆小禾说假肢不舒服她能看出来是哪个关节没调好。然后他们就约好了——等他给她修好轮椅，她帮他装一个工具箱。工具箱要挂在轮椅右侧，高度要正好让他不用弯腰就能拿到最常用的那把扳手。”
她说到“扳手”时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开怀的笑，是嘴角轻轻上扬了一点，然后收回来，像是笑这个字本身就够让她满足。
我们在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梧桐花落在跑道上是淡紫色的，被脚步踩碎了就变成深紫色，像是从地面往外渗出的旧痂。她走完第四圈时停在那棵最瘦弱的梧桐树下。那棵树的主还是那么细，但它头顶的紫花开得比哪一棵都密，像一个人把所有力气都攒在开这一季花上。
“马骁那颗星星，”她仰头看着树冠，“林栖寄到了吗。”
“寄到了。他把它装在工装口袋里，说以后活的时候星星在旁边，扳手不会拧错。”
“那就好。”她把被风吹乱的碎发拢到耳后，但手收回来时碰落了一朵刚好掉在肩上的梧桐花，花瓣贴着袖口擦过，带出一小片极淡的紫色湿痕。
那天晚上，宋知远请大家吃饭。不是食堂，是校门口那家川菜馆。他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全是红烧的——红烧肉、红烧茄子、红烧带鱼、红烧豆腐，加一个番茄蛋花汤。沈吟秋说你是不是只会点“红”字头的菜，宋知远说红是好事，红是录取通知书上的颜色。
林栖坐在宋知远旁边，她今天没有抱纸箱，但是口袋里露出半截玻璃瓶——新的一瓶星星，只装了三分之一。她把筷子搁在碗上，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吃完这顿饭，我就去把它封口。”宋知远把汤勺从桌子中央转到她面前，什么也没问。
这顿饭吃得比想象中安静。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敬“高考必胜”，甚至没有人提到高考。大家只是慢慢地吃，间或聊些与考试毫无关系的琐事——食堂的红烧肉比这家差多少、场上那排梧桐树哪一棵最老、刘老师那支红墨水钢笔到底用了多少年没换。宋知远说刘老师那支笔是他刚入职时沈校长送的，笔杆上刻着“教书育人”四个字，最后一个“人”字被手指磨得快看不见了。沈吟秋说她知道，那是她爸的笔，本来是一对，另一支刻的是“以身作则”。两支笔他用了大半年，把其中一支送给了刘老师，说年轻人刚站讲台，手边总得有几样称手的东西。另一支后来在车祸现场被找到时笔帽已经不见了，只剩笔杆。殡仪馆的人把它包在一个透明密封袋里和其他遗物一起交给家属——她到现在都还把它收在宿舍抽屉最深处一个旧眼镜盒子里，用红布裹着。
宋知远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把他自己那支摔坏过笔尖又用胶带缠好的钢笔从笔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说：等考完试，我帮你把那支笔的笔帽找到。他说得很轻，但沈吟秋点了一下头。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沈吟秋走在最后一个。六月的晚风终于不再冷了，从河道方向吹过来时带着淡淡的水腥味和更远处焚烧麦秸的焦香。她没有穿外套，只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校服，袖子挽到肘弯，露出小臂上那三条已经变成极淡白痕的旧伤。她忽然在后面叫了我一声。
“顾临深。”
“嗯。”
“你上次说，考完试要去哪里。”
“河边。不看桥，就看水。”
“还算数吗。”
“一直算。”
她没有说话。但我听到她在身后笑了一下。没有声音，但风把她的呼吸推得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那种笑的形状。
六月六，高考前一天。平城一中按照惯例放假封考场，高一高二的学生已经全部离校，整栋教学楼只剩复读班一间教室还亮着灯——学校允许我们在布置完考场之后，再待最后一晚。
刘老师站在讲台上，没有带任何教案。他穿了一件洗得领口略有些发白的白衬衫，袖子扣得比平时低了一颗。他站在讲台上好几分钟，像是想说什么但所有话都挤在嗓子里出不来的样子。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明天，你们就把这三年背在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卸下来。”他没有祝任何人金榜题名，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行”。他说的是“卸下来”。
宋知远在底下小声说了一句：“卸下来之后呢。”刘老师听见了。他看着宋知远，想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他这一整个学年都没有说过、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说的话——“卸下来之后，你们就该走了。走远一点，别再回来。”
教室里的光灯嗡嗡地响着，没有人说话。林栖把纸箱留在图书馆，自己单独坐在她并不常坐的教室后排，面前只放了一本翻到扉页的笔记本，扉页上夹着前不久曹志平托人送来的那枚后勤针。她把针转了一圈，让别针朝里，夹进明天准备带进考场的那本复习笔记的塑料封套里。宋知远最后一个离开座位前，又把倒计时牌翻了一格——“1”。那个数字他翻了两遍：下指太重，第一次翻歪了，第二次才把数字放正。但这是他头一次没有抱怨数字歪不歪的事。
沈吟秋收拾书包的时候，把那份宏达建材的补充协议连着牛皮纸档案袋一起放进书包最里层。她的动作很慢，像在做最后一遍确认。然后她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对着刘老师鞠了一躬。她没有说谢谢，但刘老师别过脸去擦眼镜，擦了很久。
我关了教室里最后一盏灯。开关按下去的那一刻，整间教室沉入黑暗，只有窗户外面梧桐树的方向还透进来一丁点远处的路灯光。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黑板上的课表还没有擦，排列着已经好久没上过课的语数英物化生，每一科后面都跟着一句不知谁用粉笔添上的小字。物理后面写着“受力分析记得画箭头”，英语后面写着“完形填空先通读全文”，生物后面写着“光用那道题别选错”。字迹各有不同，有些是宋知远那种歪歪扭扭的中学生体，有些像程念写在广播稿上那种带圆角的仿宋，最后一格里只写了三个字——“不要怕。”没有署名，但笔锋收笔时习惯性往下压的那一竖，只有一个人会那样写。
高考那两天，平城下了一场雨。
雨不大，和去年九月我第一天到平城一中时那场秋雨很像——细得像筛过的面粉，落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但待久了还是会湿透。考场在另一所学校，学生被大巴分批送过去。沈吟秋坐在靠窗的位置，额头贴着车窗，看着外面被雨水模糊的街景，全程没说话。但她把手伸过来放在我摊开的掌心里，手心很，不冷不热，安稳得像一枚被体温捂透的鹅卵石。
第一场语文考完，宋知远在考场门口等我们。他说作文题目是《跨越》，他在作文里写了一个人翻档案室铁柜的事。他说他没写名字，但写完之后自己读了一遍，觉得那个人的动作很像他自己——用力过猛，把柜门把手拽断了，然后发现里面锁的本不是文件，是一个空的铁盒。铁盒里只贴着一张便签，写着“等我回来再修——沈”。
考数学那天下午，我在草稿纸上演算完最后一道函数最大值，忽然发现题目给的条件和几个月前沈吟秋第一次主动帮我补数学时那道题属于同一个题型。那时她嫌我解法太啰嗦，手写了一张列表，把所有同类变体的切题思路全标在旁边，那次笔记我至今还夹在公式手册里。她让我多写几种解法，说哪种顺手用哪种。我停了笔，把那张纸条从公式手册里翻出来——边缘被翻书蹭毛了的绿色横条便签，上面是她铅笔字，“分类讨论别跳步，画图！”惊叹号的圆点被她戳得很深。我把它压在准考证下面，继续往下写。笔尖沙沙地落在纸上时，我觉得她说的每一种解法自己都试到了。
最后一场英语结束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放下笔，看着窗外。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考场门口那棵不知名的树被洗得翠绿，叶片上还挂着水珠。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把水珠照成透明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滚。校园里没有梧桐树，只有这种我不认识的小叶乔木，但它的绿叶在雨后的阳光里油光发亮，很像平城一中场边上那些夏天疯长的梧桐。
大巴开回平城一中时，天已经快黑了。校门口空荡荡的，高一高二还没有返校，只有门卫老周搬了把藤椅坐在传达室门口，旁边地上放着几瓶没开封的矿泉水。他什么也没问，看着每一个高三复读班学生下车，对每个人都点一次头。他面前的水泥地上有几片被雨水打落的梧桐叶，边缘沾着湿泥，但叶片还是绿的。
沈吟秋下车后在场边上站了很久。梧桐树上的紫花开始谢了，花瓣落了一地，铺在塑胶跑道上，铺在排水沟边，铺在那棵最瘦弱的梧桐树周围，形成一圈浅紫色的圆。她说她要一个人待一会儿。这一次我没有留下，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在等任何人。她是在对她自己说——这场长跑跑完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
我去了那座桥。河面上的冰早就化了，水在夜风里缓缓流动，桥下的水面映着远处城市稀薄的灯光。我站在桥中间，手扶着剥落的白漆栏杆，往河里看。看了很久。然后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盘磁带。它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金属外壳不再冰凉。我把它拿出来，又放回去。我忽然想起沈吟秋在图书馆补签字那天说的话——“不是要抹掉过去，是把过去的空格填上。”我不太确定自己想到这个做什么，但今晚的风不冷，也没有阻拦任何人的意思。
那天夜里，吕梁发起一场全寝夜谈。他率先开腔，说物理卷最后那道电磁复合场其实就是去年全国卷的变形，然后又补了一句“不过我最后五分钟还是算错了”。方圆在角落里接茬，他对自己数学倒数第二题没写单位的事耿耿于怀，翻身从床头摸出草稿纸演算了一遍，确认扣分超过预计，叹了口气把纸揉成一团，说但英语作文背到过类似范文。宋知远没参与押题，他把圆规回笔袋，把橡皮上那六个洞对着熄灯后走廊透进来的光挨个看了一遍，然后起来拉窗帘，说橡皮会老化，钉子不会。
后来班上陆续接到录取结果。吕梁被省外一所理工院校的物理系录取，走的那天他在校门口把行李箱一搁，郑重其事地转了一圈，说电磁场以后就靠他重建；方圆去了省城的医科大学，临出发前在宿舍里反复翻看那封把学校名字写错过的录取通知书，确认期与公章都对得上，才把它小心放进背包最里层；程念被北京一所高校的新闻系录取，她把省报那篇报道的原报样连同样报和记者周牧的回信一起收进文件袋；林栖的名字毫无悬念地出现在全省前十的红榜上，填完志愿那天，她把纸箱留在图书馆窗台，只随身带走一瓶新叠的星星——瓶盖上用铅笔写着“第十九瓶，还没满”。
宋知远被南方一所大学录取，走之前他一个人去场边上坐了很久，把他爸那张旧报纸小心折好放进宿舍抽屉最下面，用那支断过笔尖又接好的旧钢笔压住。他还给梧桐树浇了一次水。用的是刘老师办公室那把塑料水壶，壶嘴太长，他浇偏了好几次，最后脆把壶放下，用两只手捧水，一捧一捧地往树上泼。
沈吟秋后来问过我，信在抽屉里压了很久，如果想寄出去，应该选哪天。我说你还能等吗。她把那只早就贴好邮票却迟迟未寄的信封拿了出来——地址是锦冰凝在美国的旧公寓，收件人后面那串花体字母多了一个逗号，是她重新誊写时加上去的。她说那句“等我回来再修”已经填完了，现在邮寄不算迟到。她把信投进校门口那个绿色邮箱的同一道投信口，邮箱发出“咚”的一声，她没立刻离开，而是把邮箱的铁盖轻轻合拢，垂下了手。
秋天返校办档案迁移那天，我们四个人又在场上走了一圈。梧桐花早就落尽了，梧桐叶开始泛黄。宋知远忽然停下来，指着那棵最瘦弱的梧桐树说——你们看，那被雪压断的枝条，断口处长出了一新枝。他说这新枝明年春天应该会开花。
沈吟秋停下脚步，仰头看了那新枝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被她爸记在那本笔记本扉页、如今抄在她给锦冰凝那封信结尾的话。声音很轻，但秋风没有盖住它——
“叶子会继续落。花也会继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