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二十分钟。
他走的时候，一次性纸杯留在了桌上。
我等会议室里没人了，戴上手套，把那只杯子封进了密封袋。杯缘上有唇印，唾液涸后的浅色痕迹。
五天后，第二份鉴定报告。
“受检样本一（毛发）与受检样本三（唾液）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父子关系），累计亲权指数23750，亲子关系概率99.9997%。”
安安是陶锦年的儿子。
我把两份报告并排摆在副驾驶座上。
一份：我和安安——排除。
一份：陶锦年和安安——99.9997%。
我盯着那两张纸。
然后折好，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
第二件事。
我的孩子在哪。
我找了一家私人调查事务所。老板姓徐，退休刑警，五十出头。朋友介绍的，靠谱，嘴紧。
约在他办公室见面。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屋子，烟味浸透了窗帘和沙发套。
我把两份鉴定报告的复印件推到他面前。
老徐点了烟，看完，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看着我。
“八年前，2016年3月17。我妻子在市人民医院生产。孩子被调换了。”
我把声音放得很平。
“我需要你查三件事。第一，调换是怎么发生的。第二，我亲生的孩子现在在哪。第三，我妻子是否知情。”
老徐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玻璃的，底部积了一层厚厚的灰黄色烟垢。
“你确定要查？有些事情，查出来了就回不了头。”
“查。”
他点了下头。
两周后，老徐在电话里说：”东西出来了。来一趟。”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厚。
A4纸，十四页。附照片。
我在他的旧沙发上坐下来，一页一页翻。
2016年3月17夜间。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当晚两名产妇同层分娩。
我妻子顾盈，三〇七病房，22:14顺产一名男婴，3200克。
一名叫周小琴的外来务工女性，三一二病房，23:07顺产一名男婴，3350克。
周小琴在产后出现大出血，次凌晨2:40经抢救无效死亡。无家属到场。
新生儿交接记录显示：3月18清晨值班护士交接时，三〇七和三一二两个病房的新生儿手环存在”重新佩戴”记录。值班志注释：”疑似手环脱落，已重新核对。”
负责当晚新生儿病区的夜班护士——贺桂芳。
我翻到第六页。
老徐在旁边开了一罐可乐，金属拉环嗤的一声。他喝了一口，看着我。
“贺桂芳，2017年3月辞职。辞职后三个月，在老家全款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资金来源查不到正规收入记录。”
第七页。
贺桂芳的社会关系图——她的表姐夫，是陶锦年老家的堂兄。
那条线连起来了。
我翻到第九页。
老徐的调查笔记，手写：
“周小琴，1991年生，四川人。无婚姻登记记录。产检档案中’紧急联系人’一栏填写：陶锦年。经走访周小琴生前租住城中村，房东证实陶锦年多次到访，房东称其为周小琴’丈夫’。”
周小琴是陶锦年的女人。
她怀了陶锦年的孩子。
然后难产死了。
陶锦年不想暴露他有私生子——那时候他刚跳槽，正往上走，不能有这种事挂在档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