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买通贺桂芳。那天夜里，趁交接班的空档，把两个婴儿换了。
我的亲生儿子——顾盈怀胎十月生下来的、流着我的血的男孩——被挂上了周小琴孩子的手环。
第二天，他被登记成一个没有母亲、没有家属的新生儿。
按流程：无人认领，移交福利院。
我翻到最后一页。
“经查，该男婴于2016年4月7由市人民医院移交至XX区社会福利院。入院编号：2016-0047。院内登记名：沈北。目前仍居住于该福利院。”
沈北。
我的儿子。八岁了。
在一个福利院里，叫沈北。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知道他发烧的时候，有没有人抱着他在走廊里来回走。
我合上信封。
“第三件事。”
老徐沉了两秒。
“查了。”
“说。”
“贺桂芳的通话记录。2016年3月18凌晨3:12，也就是调换之后大约半小时，她给一个号码打了电话。那个号码登记在你岳母名下——但据信号基站定位，手机当时在医院三〇七号病房。”
三〇七号是顾盈的病房。
凌晨三点十二分。她刚生完不到五个小时。
接了那个电话。
老徐把可乐罐放在桌上，金属底部磕出一声闷响。
“结论是——调换行为系顾盈与陶锦年共同策划。你妻子完全知情，且为主要参与者之一。”
办公室里静了。
窗外有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拖出一条长尾巴。
我把信封放进公文包。
拉好拉链。
站起来。
“老徐。这些东西，只有你我知道。”
“我做这行的，规矩懂。”
“谢谢。多少钱。”
“八万再加保密费两万，一共十万。”
我转了账。握了一下他的手。
出了写字楼大门。
十一月的风灌进领口，凉得脖子一缩。
我站在路边，抬头看了一眼天。阴天。云层压得很低，灰蒙蒙的。
然后上了车。
坐在驾驶座上。没启动。
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我低头。看见那块安安蹭的薯片油渍。
呼出的气在挡风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雾。
我抬起右手食指，在雾气上划了一下。
又一下。
然后用手掌一整个抹掉。
发动车。
先拐去超市。买了一箱进口巧克力和一盒安安喜欢的草莓蛋糕。
然后去学校门口接他放学。
安安上车的时候看见巧克力和蛋糕，眼睛发亮，两只脚在后座蹬起来：”又买好吃的！爸你最好了！”
“废话。快吃。”
他把巧克力塞满两腮。
后视镜里，他嘴角沾着巧克力碎渣，眼角弯弯的，鼻梁不高，嘴唇薄——
以前我觉得他鼻子像我小时候。
现在再看。
颧骨的角度，眼尾的弧线，嘴角一扯就歪的弧度。
是陶锦年的。
全是陶锦年的。
我移开视线。看前面的路。
4
我去了那家福利院。
一个人。没告诉任何人。
福利院在城南老街深处。一条窄巷子走到底，右拐，再走五十米。
围墙外面的水泥墙皮脱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
铁门上的蓝色油漆被太阳晒了不知道多少年，翘起一层层碎片。门口歪着一棵老槐树，树上钉着一块生锈的铁牌：”XX区社会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