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呆呆地盯着地上那些碎瓷片，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力气。
第二天上午，程聿去了公司。
我心里过意不去，坚持要开车送赵姨去市里的长途汽车站。
一路上安静得怕人。
赵姨抱着她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始终看着车窗外面，一句话不说。
到了候车厅门口，人来人往。
我把车停好，从扶手箱里拿出一个装了现金的信封，递给她。
“赵姨，这是多给的三个月工资，加上过年没来得及给的红包。你拿着，回去好好歇一阵。”
赵姨接过信封，捏在手里，一直没有转身进站。
我正准备催她进去，她突然回过头来。
这个平时低眉顺眼、从不多说一个字的女人，用力攥住了我的手腕。她的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用了全身的劲。
“太太，阳台角落那盆发财树，底座下面有一层活动的夹板。”赵姨的声音在抖，断断续续的，”您一定要亲手撬开看看。千万别让先生知道。”
说完她松开手，几乎是跑着冲进了候车厅，头也不回。
我站在车站门口，被来来往往的旅客撞了好几下，手腕上还留着她掐出来的红印子。
风很大，信封里有一张纸片被吹了出来。
我弯腰捡起来，发现那不是纸片。是赵姨自己写的一行字，塞在信封外层夹缝里：太太，那些药不对。
我把那行字看了三遍，手开始发凉。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我站在客厅里，阳台的门开着，角落里那盆发财树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叶子绿得发亮。
程聿中午不回来，这是最好的机会。
但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迈不出去。
我在心里数客厅的地砖。一块，两块，三块。数到第十四块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程聿。
“晚晚，赵姨送走了吗？中午我不回来，你自己热点昨天的剩菜。药记得吃。”
“送走了。药我会吃的。”
挂了电话，我攥着手机站了很久。
最终没有走向阳台。
不是不敢。是一种直觉告诉我，一旦打开那个花盆底座，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下午两点，程母打来电话。
“晚晚啊，听聿儿说你家保姆走了？正好，我这两天没什么事，明天过去帮你搭把手。你身体不好，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程母说话永远带着笑，每个字听着都是心疼你，但你仔细品，全是安排。
“妈，不用麻烦您跑一趟，我自己能行。”
“不麻烦。你一个人待着我怎么放心？聿儿工作忙，你又整天这个病那个痛的，万一出点什么事连个搭话的人都没有。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上午到。”
电话挂断了。我没有来得及再说第二句拒绝的话。
我看着阳台方向发了一会儿呆，又数了一遍客厅的地砖。这回数到了第二十一块。
明天程母就来了。这栋房子里会多一双眼睛。
如果我要去看那个花盆底座，今天是唯一的机会。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阳台。
发财树的盆很大，齐腰高的青瓷盆，底下垫着一块原木色的方形底托。我蹲下去摸了摸底托的边缘，发现靠墙的那一侧有一道细缝，不仔细看本注意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