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我坐在二楼阳台上晒太阳时，手机响了。
是孙女顾蔓依从外地打来的。蔓依今年十九岁，在省城读大学，学的是法律。丽琴一直不待见这个孩子。蔓依是承辉前妻留下的女儿，三岁时前妻出车祸走了，承辉再婚后丽琴就把她送去了寄宿学校，假期也很少让她回来。
“，你身体怎么样？”蔓依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有些闷。
“挺好的，按时吃药呢。”
“我给你寄了一箱枸杞，收到了吗？”
“收到了，泡了水喝，甜的。”
她沉默了一下：”，爸他们对你好不好？”
“好，你放心。”
“真的？”
“真的。”
又沉默了。听筒那头有教室走廊的嘈杂声，有人喊她的名字。
“我上课去了。，你自己保重。有事给我打电话，什么时候都行。”
电话挂了。屏幕暗下来，我看见屏幕上自己的脸，老了，眼角全是皱纹。
楼下传来承辉的声音：”谁打的电话？”
丽琴答他：”不知道，可能又是蔓依。那丫头也就这时候想起来有个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摸了摸翡翠镯子。镯子被太阳晒得微温，像是有人握着我的手腕。
周五上午，孙大夫来了。
孙德明，四十八岁，是承辉替我请的私人医生。每周来家里一次，量血压，听心肺，开药方。他戴金边眼镜，穿白大褂，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很专业。
十年前他还在城东医院的心内科做住院医生，是正南生病时的主治大夫。正南走后，我出面帮他打了招呼，让他升了副主任医师。后来承辉接手公司，把他请来当家庭私人医生，一个月给他八千块钱。
“顾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他拎着黑色出诊箱坐到我面前，打开箱盖翻出血压计。
“老样子。”
他给我量了血压。袖带缠在左臂上，气泵嘶嘶地响。
“高压142，低压90，比上周高了一点。”他把血压计收起来，从箱子里拿出听诊器，”我听一下心脏。”
冰凉的听诊头贴在我口。他歪着头听了十几秒。
“有些心律不齐。”他站起来，在病历本上写字，”药按时吃了吗？”
“每天都吃。”
“嗯，那就好。”他写字的笔尖在纸上刮过，声音很细。”心脏的事不能马虎，您这个年纪了，该保养的保养。”
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看了我一下，又迅速转开了。像是不小心碰到什么烫手的东西。他以前不这样。以前他跟我说话时眼睛是直的，会盯着我问你哪里不舒服，认真得像在对待自己的母亲。
“孙大夫，”我问他，”我现在吃的这个药，是什么牌子的？”
他换处方笺的手停了一下。”进口的，跟以前一样。承辉每个月从药房拿的。”
“味道变了。以前是苦的，现在吃起来甜。”
他推了推金边眼镜，笔在病历本上画了一道横线，又涂掉了。”药厂会调整配方。有些新批次的药会改糖衣，口感不同是正常的。”
“编号也没有了。”我盯着他。
“编号？”
“以前那种药，侧面有一行极小的编号。现在这个没有。”
他合上病历本，把笔进白大褂口袋。”顾阿姨，您别多想。药是承辉从正规药房买的，不会有问题。您现在最重要的是静养，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