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王鹏打完电话，走了回来。
他的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我们领导马上就到。他说，想请您去贵宾室，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他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贵宾室？”我摇了摇头，“不去。”
“为什么？”
“第一，我不是贵宾。第二，我不想和你谈。我现在是报案人，我的沟通对象，是警察。”
我指了指周围的特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里没有监控。万一你们说我打了你们，或者你们打了我，说不清楚。”
“我只在有公共监控的地方，和警察同志们待在一起。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安全。”
我的话，让王鹏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也破灭了。
滴水不漏。
这个人，本没有任何破绽。
等待的时间里，机场的广播开始播报我的航班延误的消息。
我知道，他们开始拖延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两个穿着机场制服，但气质明显不同的人走了过来。
一个看起来是安保部门的主管，另一个，气场更强，应该是机场的某个高层领导。
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
看样子，是律师。
阵仗越来越大了。
安保主管先是和特警队长低声交谈了几句，交换了证件。
然后，那个高层领导走到我面前。
他没有像王鹏那样惊慌，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
“这位先生，您好。我是本机场的运营副总，我姓周。对于今天发生的不愉快，我代表机场，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他伸出手。
我没有和他握手。
“周总，道歉就不必了。我只想知道，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能找到？”
他从容地收回手，微笑着说：“先生，事情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涉事员工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至于您说的，丢失的物品……”
他话锋一转。
“我们当然会尽全力寻找。不过，为了方便我们后续的理赔流程，还是需要您提供一些关于物品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它的具体外观，包装，以及……它的真实价值。”
他身后的律师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是的，先生。据相关法律，主张高额赔偿，需要提供相应的价值证据。否则，在法律上，很难得到支持。”
他们开始从法律程序上对我施压。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有些累。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手机。
我没有打开相册，也没有打开文件。
我打开了一段录音。
是我刚才在特警岗亭报案前，悄悄录下的。
录音里，是我和我母亲的通话。
母亲的声音很虚弱，带着浓重的鼻音。
“……儿啊，爷爷他……他昨晚又咳血了……医生说，再找不到合适的香料来做药引，稳定他的心肺，可能……可能就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的声音响起，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安慰。
“妈，你放心。我托了所有关系，花光了所有积蓄，终于从一个朋友那里，匀到了那块救命的沉香。我现在就在机场，马上就带回去。你告诉爷爷，让他一定撑住，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