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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第十一章 工厂黄昏

十月末的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李磐石正在三车间最里面的角落里,给一台老式冲床上油。这是厂里最早的一批设备,1958年产的,比他年纪还大。机身是铸铁的,漆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锈迹。齿轮和传动杆上裹着厚厚的油垢,需要用煤油一点一点擦洗,然后再上新油。

他得很仔细。先用棉纱蘸煤油,擦拭齿轮的每一个齿;然后用小刷子清理缝隙里的铁屑;最后涂上黄油,黄澄澄的,像凝固的蜂蜜。这个过程很慢,但有种奇特的治愈感——看着那些锈迹被擦去,金属重新露出微弱的光泽,机器又能在润滑中顺畅运转。

“小李。”

他抬起头,是车间主任王主任。这次没喝酒,脸色却比喝了酒还难看。

“王主任。”

“先别弄了。”王主任声音很低,“去会议室,紧急会议。”

“出什么事了?”

“去了就知道。”王主任说完,转身就走,脚步有些踉跄。

李磐石放下油壶,用棉纱擦了擦手。手上全是油污和煤油味,洗都洗不掉。他跟着王主任往办公楼走,路上看见其他车间的工人也在往那边去,三三两两,沉默着。

会议室在一楼,平时很少用,桌椅都蒙着灰。今天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靠墙的。窗户关着,空气混浊,烟味、汗味、还有陈旧的木头味混在一起。

厂长站在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没喝水,只是用双手撑着桌子,身体微微前倾。

李磐石找了个角落站着。他看见陈老师坐在前排,低着头,看不清表情。王主任坐在另一边,盯着地面。技术科的老刘、装配班的老赵、电工班的小孙……都是熟悉的面孔,此刻都沉默着。

“人都到齐了吧?”厂长开口,声音沙哑,“说个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厂里……没钱了。”厂长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这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下个月的……也不知道。”

人群里一阵动。有人低声骂了一句,有人叹气。

“银行不给贷款了。”厂长继续说,“说我们厂效益太差,欠的旧账都没还。卫生厅那边,今年的采购计划也砍了,说经费紧张。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库里堆满了。”

他停了停,端起搪瓷缸,但没喝,又放下了。

“厂党委开了会,决定……从下星期开始,半停工。”

半停工。

这个词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激起一圈圈涟漪。

“什么叫半停工?”有人问。

“就是……部分车间停工,部分车间维持最低生产。”厂长说,“三车间、四车间停。一车间、二车间保留骨,轮流上班,一周上三天,休四天。”

“那工资呢?”又有人问。

“上班的,发基本工资,六十块。不上班的……发生活费,三十块。”厂长说得很艰难,“先这么维持,看看能不能找到出路。”

“三十块够啥!”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我一家五口,老婆没工作,孩子上学,三十块连饭都吃不饱!”

“我知道,我知道……”厂长摆摆手,声音有些抖,“可厂里真没钱了。账上就剩三千多块钱,要维持全厂两百多人……实在没办法。”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有人嚷嚷,有人骂,有人红着眼圈不说话。王主任站起来想维持秩序,但没人听他的。

李磐石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他忽然想起王大有,那个骑摩托车来提货的销售经理。如果王大有多来几次,多提点货,厂里会不会就不一样?

但他马上又想起王大有说的那些话:打点、回扣、双赢。那是用灰色手段换来的钱。

“安静!安静!”厂长用力拍桌子,搪瓷缸跳起来,水洒了一桌,“我知道大家难!我也难!可光嚷嚷没用!得想办法!”

“想啥办法?”有人喊,“厂子都这样了,能想啥办法?”

“在谈合资。”厂长说,“跟深圳一家公司谈,他们出钱,我们出厂房和设备,搞合资企业。但人家要评估,要看我们的技术实力,看我们的管理……现在这个样子,人家看得上吗?”

会议室又安静下来。合资,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

“所以,”厂长深吸一口气,“半停工期间,在岗的同志要打起精神,把生产搞好,把设备维护好。不在岗的……自谋出路,厂里不拦着。有门路的,可以停薪留职,出去闯闯。”

自谋出路。停薪留职。

李磐石看见很多人的脸色变了。这些老工人,在厂里了十几年、几十年,从来没想过要“自谋出路”。他们熟悉车间里的每一台机器,熟悉作流程,熟悉这个厂子的气味和声音。现在,突然要他们出去,去哪儿?能什么?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厂长最后说了一句:“厂子不会倒,大家要有信心。”

但这话听起来,苍白无力。

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院子里没开几盏灯,昏黄的光线下,工人们沉默地散去,像一群疲惫的影子。

李磐石回到三车间。

车间里很安静,机器都停了,只有几盏安全灯还亮着,发出惨白的光。白天还嗡嗡作响的冲床、车床、铣床,此刻都沉默着,像一群被遗弃的巨兽。

他走到自己刚才维护的那台冲床前,伸手摸了摸机身。铁很凉,油还没透,黏糊糊的。

“小李。”

他转过头,是老赵。老赵穿着工装,肩膀上那块补丁在灯光下很明显。

“赵师傅。”

“厂子……真不行了?”老赵问,声音很轻。

“厂长说半停工。”

“半停工,就是等死。”老赵苦笑,“我在这厂里了二十三年。进来时十八岁,跟我爹一样,都是这厂的工人。我爹前年退休,现在轮到我……没活儿了。”

他走到自己的工具柜前——每个工人都有一个工具柜,铁皮打的,漆成绿色,上面有编号和名字。老赵打开柜门,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工具:扳手、钳子、锤子、游标卡尺、砂纸、油壶……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用透明胶带贴在柜门内侧。

照片上,老赵还年轻,穿着崭新的工装,前别着大红花,那是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时拍的。旁边站着妻子,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

“这些工具,”老赵一件件拿出来,用手抹去上面的灰尘,“都是我自己买的。厂里发的不好使。这把扳手,我用十七年了,顺手。”

他把工具一件件擦净,又放回去。动作很慢,像在举行某种告别仪式。

李磐石看着,心里堵得慌。

“赵师傅,您以后……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老赵关上柜门,锁好,“我除了会开冲床,会装推车,啥也不会。出去能啥?摆摊?蹬三轮?我五十了,折腾不动了。”

他掏出烟,点了一支,烟雾在昏暗的车间里缓缓升起。

“小李,你是大学生,有文化。”老赵看着他,“别在这耗着了。这厂子……救不活了。趁年轻,赶紧找条出路。”

说完,他拍拍李磐石肩膀,转身走了。背影在车间的阴影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门口。

李磐石站在原地。

车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安静得可怕,只有远处水管漏水的滴答声。

他沿着生产线慢慢走。经过一台台机床,经过装配线,经过检验台。这些都是他熟悉的东西——过去几个月,他在这里拧过螺丝,装过推车,卸过货,修过设备。

他走到一台铣床前。这台铣床是1972年产的,机身上还刻着“工业学大庆”的字样,已经模糊不清了。工作台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是某次作失误留下的。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缸身上印着“先进生产者”,红字已经褪色。

他伸手摸了摸工作台。台面很光滑,被无数工件摩擦过,泛着一种温润的金属光泽。上面还有没清理净的铁屑,细细的,闪着微光。

再往前走,是喷漆房。门关着,但能闻到残留的油漆味。这个味道很熟悉,每次路过都会闻到。现在闻起来,却有种说不出的凄凉。

他回到自己维护的那台冲床前,拿起油壶,想继续上油。但手停在空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倒。

机器已经停了。上油还有什么用?

他放下油壶,在旁边的工具箱上坐下。工具箱是木质的,很旧了,边角都磨圆了。他看见上面用粉笔写着几个数字,是某个工件的尺寸,已经模糊了。

窗外,郑城的灯火点点亮起。这个城市正在进入夜晚,进入另一种生活——有霓虹灯,有音乐,有餐馆里杯盘碰撞的声音,有电影院散场的人。

而这里,在这个破败的厂区,在这个昏暗的车间,时间好像凝固了。凝固在生锈的机床上,凝固在蒙尘的工具上,凝固在老赵锁柜门时那声轻微的咔哒声里。

李磐石想起陈老师的话:“时代在震动。”

现在,震动真的来了。不是远处的、抽象的变化,是眼前的、具体的崩塌。

这个厂,这些机器,这些人——他们被震动了。

他也被震动了。

他掏出那块鹅卵石,握在手心。石头冰凉,但被他握久了,渐渐有了温度。

然后,他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两张名片。一张是赵金彪的,一张是王大有的。两张都皱巴巴的,边缘已经磨损。

他看着这两张名片,看了很久。

窗外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在厂门口停下。然后是脚步声,说话声——是王大有,他又来了。

李磐石没动。他坐在工具箱上,听着外面的声音。

王大有在跟门卫说话,声音洪亮,带着笑意。然后是脚步声朝办公楼走去。

他继续坐着。

车间的灯忽然闪了一下,然后灭了。停电了。只有安全灯的应急电源还亮着,发出幽绿的光,像鬼火。

在那种幽绿的光线下,机床的轮廓显得更加巨大、更加沉默。它们像一群被遗忘的史前巨兽,卧在黑暗里,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唤醒。

李磐石站起来。

他走到车间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机床,那些工具柜,那些没做完的工件,那些蒙尘的奖状——都沉在黑暗里,像一个时代的墓。

他转过身,走出车间。

外面的空气很冷,夜风吹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厂门口,王大有的红色摩托车还停在那里,在路灯下闪着光。

李磐石看了一眼,然后朝宿舍楼走去。

脚步很稳。

手里的石头,被他握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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