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沈默开始翻那本旧黄页。
不是卖广告位。
是在找一个人。
上辈子1999年春天，他在省城城北批发市场认识了一个人。姓贺，四十七岁，开一间挂着“信息咨询”牌子的门面，实际业务是帮人办执照、刻章、疏通关系。
老贺救过他。
1999年夏天，他的第一笔生意被人举报，是工商局的人要封他的仓库。老贺替他扛了。
他问老贺：为什么帮我？
老贺说：你他妈请我抽了三个月烟，我总不能白抽吧。
那时候沈默刚来省城，穷得连折叠床都买不起，每天蹭老贺办公室的角落睡觉。他没什么能报答老贺的，只是每次买烟多带一包，放在老贺桌上。
老贺从来没说过谢谢。
但老贺替他扛了那场官司。
2000年，老贺的门面被人砸了，他回了老家，再也没有消息。
沈默后来找过他。
找不到。
这辈子他想提前一年找到老贺。
不是为了还债。
是为了让老贺这辈子别再回老家。
1998年9月3。
沈默站在长途汽车站。
旅行袋还是那只旧旅行袋，灰色的确良，拉链坏过两次，母亲用针线缝好了。
夹层里塞着三百块钱。
他接过旅行袋，说：“我走了。”
母亲点头。
她站在站台上，两只手攥着围裙边。
车来了。
沈默上车，靠窗坐下。
母亲没有挥手。
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车窗里儿子的侧脸。
车开动了。
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那里。
灰蓝色的围裙，在晨风里微微鼓起。
他没有回头。
——
四个半小时后，省城长途汽车站。
沈默走下车。
1998年9月3下午3点47分。
他站在出站口，眯起眼睛，看着这座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远处是刚刚封顶的电信大楼，脚手架还没拆。
近处是排队等客的面的、招手即停的中巴、卖茶叶蛋的老太太。
阳光很烈，水泥地面蒸腾起白烟。
他闻见这座城市的味道。
汽车尾气、柏油路面、露天小吃摊的葱油香。
还有未来二十年即将席卷一切的、躁动不安的欲望。
沈默把旅行袋挎上肩膀。
往城北走。
城北批发市场下午五点开始收摊。
沈默在市场里转了三圈，问了七个摊主，终于在西北角最偏僻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那间门面。
招牌是白底红字，油漆剥落了一半：
“贺通信息咨询”
门虚掩着。
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有人在抽烟。
沈默站在门口。
他没有立刻敲门。
上辈子，他第一次来这里是1999年4月。
那天他刚被人骗走五千块钱，走投无路，听人说这里能“帮忙”。他推开门，老贺正蹲在椅子上吃泡面，抬头看了他一眼，说：
“借钱没有，跑腿生意接不接？”
他接。
那单生意挣了三百块。
他用这三百块撑过了来省城的第一个月。
现在他提前七个月来了。
口袋里没有欠条，没有走投无路。
只有一本泛黄的旧黄页，和一张从没用过的底牌。
他敲门。
笃。笃。笃。
“进来。”
沈默推开门。
八平米的屋子，比记忆里更破。一张三合板桌子，两把折叠椅，一把垫了砖头，墙角堆着落灰的文件。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挂历，还是1996年的。
老贺蹲在椅子上吃泡面。
他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后生，十九岁左右，旧汗衫，洗白的牛仔裤，手里拎着一只灰扑扑的旅行袋。
“关门。”老贺说，“冷气跑了。”
屋里本没有冷气。
沈默关上门。
“什么事？”老贺嗦了一口面。
“我要注册一家公司。”
老贺抬起头。
他上下打量这个年轻人，目光最后落在沈默的眼睛上。
那双眼睛没有躲。
老贺把泡面碗放下。
“你有多少钱？”
“现在没有。三个月后就有了。”
老贺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不是嘲笑，是那种见惯了江湖险恶、忽然遇见一个愣头青的、复杂的笑。
“你叫什么？”
“沈默。”
老贺点上一烟。
“注册公司要验资，十万起。你打算拿什么垫？”
“你帮我垫。”
老贺的烟停在半空。
他看着这个年轻人。
对方说这句话的语气，不是恳求，不是商量。
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好像笃定他会答应。
“我凭什么帮你垫？”老贺说。
沈默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旅行袋放在地上，拉开拉链，从夹层里摸出一张纸。
不是欠条。
是一份手写的方案。
老贺接过去，低头看。
他的表情从玩味变成凝重，又从凝重变成——
老贺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他把方案看完，放在桌上。
“你写的？”
“嗯。”
老贺又点了一烟。
他抽了半，说：
“三成。”
“成交。”
沈默站起来。
老贺叫住他：
“你就不怕我拿了你的钱跑了？”
沈默站在门口。
没有回头。
“你不会。”
门关上了。
老贺坐在那把三条腿的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份手写方案。
这小子说得像真的一样。
他把烟摁灭。
心想：他妈的，老子今天是不是撞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