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庭到信访办的第六天，老周来了。
那天是星期五，清江赶集的子。天不亮街上就有人了，卖菜的、卖肉的、卖用百货的，把整条街两边摆得满满当当。陈继庭从宿舍出来的时候，差点踩到一个卖鸡蛋的篮子。老太太骂了他一句，方言太重，他没听懂，但知道是在骂人，赔了个笑脸，绕过去了。
他到信访办的时候，门口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前两天来过的张大叔，另一个是个年轻女人，不认识，怀里抱着个孩子，脚边放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他开了门，把接待室收拾了一下，倒了三杯水。水是从食堂提来的，暖壶里的，还有点热乎气。
张大叔先走进来，还是那个布包，还是那双解放鞋。他把布包放在膝盖上，没说话，就坐着。
年轻女人走进来，把编织袋靠在墙角，抱着孩子坐下来。孩子醒了，咿咿呀呀地叫，她掏出一个瓶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不叫了，咕嘟咕嘟地喝。
“你什么事？”陈继庭问。
“我男人在矿上了一年，一分钱没拿到。”女人的声音很脆，像炒豆子，“他不好意思来，我来的。家里等米下锅呢。”
“叫什么名字？哪个矿？”
“天马。我男人叫李大山。”
陈继庭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天马。又是天马。他数了数，这六天来信访办的人，十一个，八个跟天马有关。拖欠工资的、工伤赔偿的、尘肺病的。像一条线，全都系在天马这绳子上。
“材料带了吗？”
“带了。”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纸，还有一张身份证，皱巴巴的，“这是身份证，这是矿上发的工牌，这是他记的工天。”
陈继庭接过来看。工牌是一张塑料卡，上面印着“天马矿业”四个字，还有一串编号。工天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一页一页的，每天几个勾，有的打了叉，旁边写着“休”，有的打了圈，旁边写着“雨”。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能认出来。
“行，材料放这里。我去帮你问。”
“能问到吗？”女人的眼睛很大，黑黑的，看着他的时候不眨。
“能。”
女人点了点头，抱着孩子站起来。孩子已经睡着了，瓶还叼在嘴里，嘴角流着。她用袖子擦了擦，拎起编织袋，走了。
张大叔一直没说话。等女人走了，他才开口。
“陈县长，我那个事……”
“在办。材料我已经整理好了，下周去找劳动局。”
“劳动局？”张大叔的眉头皱了一下，“我去年也去过劳动局，他们说要先有合同。哪有合同？矿上不给签合同。”
“没有合同也能认定劳动关系。有工牌、有工友证明、有工资发放记录，都可以。你的材料够了。”
张大叔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他站起来，把布包挎在肩上，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陈县长，我信你一回。”
他走了。
陈继庭把李大山的材料收好，跟张建国的放在一起。他打开抽屉，里面已经有六个文件袋了。六个袋子，六个人，六个家庭。他把李大山的放进去，关上抽屉。抽屉还是锁不上，他用一摞书顶住。
刚弄好，门外有人喊：“陈县长！”
是老吴的声音。
陈继庭走到门口，老吴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脸上的表情不太对，像是有什么急事。
“陈县长，你快去看看，街上来了好多人，说是要上访。”
“多少人？”
“二三十个。带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男人，耳朵上夹着烟。”
陈继庭心里一跳。老周。
“走。”
他跟老吴上了车。吉普车吭哧吭哧地发动了，往街上开。没开多远，就看见前面围了一堆人。街两边赶集的人都停下来看，卖菜的踮着脚尖，买菜的伸着脖子，有人在笑，有人在议论，有人在喊“让开让开”。
人群中间，二三十个人站成一堆。都是男的，年纪大的五十多，年轻的二十出头，穿什么的都有——汗衫、夹克、迷彩服，有的光着膀子。他们的衣服都不净，沾着灰，沾着泥，有的袖口破了，有的领子磨得发白。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瘦，黑，灰色夹克，耳朵上夹着一烟。
老周。
他的夹克比火车上更皱了，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露出里面发黄的背心。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像是这几天又多了几道。他手里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用毛笔写着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很大：
“天马矿业拖欠工资三年，我们要吃饭！”
陈继庭下了车，往人群走。老吴在后面喊：“陈县长，你小心点——”
他没听。他走到人群前面，站在老周对面。
老周看见他，愣了一下。那愣神很短，像一道闪电，一闪就没了。然后他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也不是高兴，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认出了一个以为不会再见的人，又像是在想这个人到底能什么。
“是你？”老周说。
“是我。”
“你真是当官的？”
“副县长。分管信访。”
老周身后的人群动了一下。有人在小声说：“副县长？这么年轻？”有人接话：“管他年轻不年轻，能办事就行。”有人哼了一声：“又来一个镀金的。”
老周回头看了一眼，人群安静了。
“陈县长，”他转过来，声音不大，但很稳，“我们在火车上说过话。你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什么事。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这二十八个兄弟，都是天马的矿工。有的三年没发工资，有的两年，有的一年。大家等不了了。”
他把纸板放下来，拄在地上，像拄着一拐杖。
“今天赶集，人多。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来要个说法的。县里要是不给说法，我们就去市里。市里不给，就去省里。省里不给，就去北京。”
他说“北京”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重了一下，像锤子砸在钉子上。
陈继庭看着他，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人。那些人的脸上，有的愤怒，有的麻木，有的茫然。有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站在人群后面，眼神飘忽不定，像是在看什么又像什么都没看。有个老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弯着腰，一直在咳嗽，咳一声身体就缩一下，像一只煮熟的虾。
“老周，”陈继庭说，“你们的事，我知道了。材料我也看了。给我时间，我去办。”
“多长时间？”老周问。
“一个月。”
人群又动了。有人在说“一个月太长了”，有人在说“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有人在说“别信他们，上次也说等”。
老周没说话。他看着陈继庭，眼睛不眨，像在秤一件事的分量。
“陈县长，”他终于开口，“火车上你说你不是来镀金的。我信了。但我信了没用，这些兄弟信了才有用。你给个准话——一个月，你能办成什么？”
陈继庭想了想。
“一个月之内，启动天马矿业的工资清算程序。先查账，再核实欠薪数额，然后制定兑付方案。钱不一定能在一个月内发到你们手上，但程序必须启动。”
“启动程序，”老周重复了一遍，“这话我听过。以前也有人说过。”
“以前的人说过之后，做了什么？”
老周没回答。
“老周，你信不信我？”
老周看着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陈继庭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在火车上跟你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你说，‘你到了就知道了’。”
“对。”老周把纸板夹在腋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烟，夹在耳朵上——他耳朵上已经有一了，现在两并排夹着，“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来事的。但事的人，在清江待不久。”
“为什么？”
“因为事的人，都会碰到那堵墙。”
“什么墙？”
老周没回答。他转过身，对着身后的人说：“兄弟们，今天先回去。陈县长说了，一个月给说法。我们就等一个月。”
有人喊：“老周，你信他？”
“我信。”老周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一个月之后，他没说法，我带你们去市里。行不行？”
人群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人点了点头，有人转身走了。那个咳嗽的老头最后一个走，走之前看了陈继庭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信任，也没有不信任，是一种空荡荡的东西，像一口枯井。
老周走在最后面。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
“陈县长，你知道那堵墙是什么吗？”
“你说。”
“是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但所有人都装作不知道。是所有人都知道该办，但所有人都说办不了。是你可以查一个矿，但你查不了一个系统。你可以动一个人，但你动不了一张网。”
他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看了一眼，又夹回去。
“你要真想事，别从天上往下看。要从地下往上看。看清楚在哪儿，再动手。”
他走了。灰色的夹克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
陈继庭站在街上，站了很久。
老吴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等老周走远了，他才开口。
“陈县长，你刚才说一个月启动清算程序……这个事，你跟孙书记商量过吗？”
“没有。”
老吴的脸色变了。
“那你怎么——”
“我现在去。”
陈继庭上了车。老吴叹了口气，也上了车。吉普车调了个头，往县委大院开。
街上的人群慢慢散了。卖鸡蛋的老太太还在，她的篮子被人踢翻了，鸡蛋碎了一地，蛋黄流在水泥地上，黄澄澄的，像一个个小太阳。她蹲在地上捡蛋壳，一边捡一边骂。
陈继庭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人群，想起老周说的那堵墙。
墙是什么？是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但所有人都装作不知道。
他摸了摸包里的文件袋。六个袋子，六个人。还有今天这二十八个人。三十四个人。三十四个家庭。
墙，是纸糊的。纸糊的墙，看着厚，捅破了，就是一层纸。
但他不知道的是，纸糊的墙后面，是什么。
孙德明的办公室在三楼。陈继庭上楼的时候，走廊里有人在说话，看见他来了，不说了。他经过的时候，那两个人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好奇，也不是敌意，是一种等着看戏的表情。
他敲了孙德明的门。
“进来。”
孙德明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夹着烟。看见陈继庭进来，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靠在椅背上。
“听说你今天在街上见了矿工？”
消息传得真快。陈继庭坐下来。
“孙书记，天马矿业的事，我打算办。”
孙德明看着他，没说话。
“我今天当着矿工的面说了，一个月之内启动工资清算程序。”
孙德明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点上，吸了一口。
“你跟我说过，办事之前先跟你商量。”陈继庭说，“我现在来商量。”
“商量？”孙德明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你话都说出去了，还商量什么？”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陈继庭听出来了，那不是愤怒，是一种被到墙角的无奈。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后面有人推了他一把，他不想跳，但已经站不住了。
“孙书记，天马拖欠工资三年了。矿工等不了了。今天来了二十八个人，明天可能就是五十个，后天一百个。到时候不是信访办能解决的。”
“你以为你启动清算程序就能解决？”孙德明的声音高了一点，“你知道天马的账是什么样的？你知道钱大全背后是谁？你知道你动了他，清江的财政会怎么样？”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孙德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清江的财政，百分之六十七来自矿业。天马一家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你动天马，矿停了，税没了，全县八千多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从哪里来？学校怎么办？医院怎么办？路还修不修了？”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继庭。
“你以为我不想办？我在清江十二年，天天看着这些事。那些矿工，我认识他们，我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张建国，石桥村的，三十二岁，尘肺病晚期。赵德明，河湾村的，去年死了，才三十九岁。还有老周，周德厚，在矿上了八年，一分钱赔偿没拿到。这些人，我都认识。”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
“但我不能动。不是不敢，是不能。一动，整个清江就乱了。你信不信？”
陈继庭沉默了一会儿。
“孙书记，我信。但我不信没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查账。天马不是没钱，是不肯出钱。火车上老周跟我说，老板开着大奔来的，他老婆脖子上那条金链子，粗得跟狗链子似的。一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矿，老板能开大奔？”
孙德明没说话。
“先查账。查清楚钱去哪了。如果天马确实没钱，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有钱不给，那就按法律办。”
“法律。”孙德明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你知道钱大全跟省里的关系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清江的矿权能被他拿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县里市里都动不了他？”
“不知道。”
“那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办成？”
陈继庭看着孙德明的眼睛。
“因为法律在那里。因为矿工在那里。因为党在那里。”
屋子里安静了。窗外的蝉叫得凶，吱吱吱的，像一把锯子。
孙德明看着他，很久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烟抽完了，在烟灰缸里按灭，然后又点了一。
“你爸当年在西藏，是不是也这样？”
“什么样？”
“这样。”孙德明用手指点了点桌面，“认死理。”
陈继庭没回答。
孙德明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像要把腔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
“行。你要办，我不拦你。但有一条——先把证据做实。查账可以，但要合法合规。不能让人抓到把柄。钱大全不是一般人，他背后有人。你动他，他不会坐着等你动。”
“我知道。”
“还有，”孙德明看着他，“你一个人不行。我让审计局配合你。但审计局的人，不一定可靠。你自己也要留个心眼。”
“好。”
孙德明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档案室的钥匙。天马矿业当年改制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在里面。你看完了就知道，这潭水有多深。”
陈继庭拿起钥匙。钥匙是铁的，沉甸甸的，握在手心里凉凉的。
“孙书记，谢谢你。”
“别谢我。”孙德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我当了十二年县委书记，清江还是这个穷样子。你说我不着急？我比谁都急。但我老了，胆子小了。你年轻，胆子大。你去闯。闯成了，清江有救了。闯不成……”
他没说下去。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门口。
“孙书记。”
“嗯？”
“闯不成，我一个人扛。”
他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还是那么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他站在走廊里，看着手里的钥匙。
铁钥匙。凉凉的。沉甸甸的。
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往楼下走。
楼梯的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扶手是铁管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他扶着扶手往下走，每走一步，铁管就微微颤一下。
楼下，老吴在吉普车旁边等着。
“怎么样？”
“孙书记同意了。”
老吴的表情变了一下，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担心。
“那你打算从哪开始？”
陈继庭看了看手里的钥匙。
“从档案室开始。”
他上了车。吉普车发动了，吭哧吭哧的，像一个人在叹气。车开出县委大院，往街上走。街上的人已经散了，只剩下几个卖菜的还在收拾摊子。地上有菜叶子、鸡蛋壳、踩烂的水果，一片狼藉。
陈继庭看着窗外，想起老周说的话。
从地下往上看。看清楚在哪儿。
在档案室里。在那些发了黄的文件里，在那些没人看过的纸上面。
他摸了摸包里的钥匙。
铁的。凉的。
但握久了，就会热。